澳大利亚政府决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拥有主要社交媒体账号时，许多家长希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他们不用再独自与TikTok的推荐算法、Instagram上的容貌焦虑，以及深夜不断跳出的手机通知较劲。只要平台将未满16岁的用户挡在门外，孩子们或许就能重新把时间花在睡觉、运动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身上。

但几个月后，一些孩子仍然在刷手机。

有人没有失去原来的账号。有人设法重新注册。还有人转向不受同一套规定限制的在线空间。

研究人员发现，政府设定的年龄线，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把青少年整齐地分隔到互联网之外。

2026年6月，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研究。调查发现，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生效三个月后，超过85%的受访16岁以下青少年，仍然使用受到限制的社交平台。

这不是说禁令毫无效果，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果绝大多数孩子依然能够进入这些网站，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继续寻找漏洞，要求平台使用更加严格的身份验证？

还是重新审视一项政策的基本假设——保护孩子，是否一定意味着阻止他们进入社交媒体？

10月16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发表了三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

来自美国数字权利组织民主与技术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的米哈尔·卢里亚（Michal Luria）、阿莉娅·巴蒂亚（Aliya Bhatia），以及康奈尔大学研究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学者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提出了一个与许多政府截然不同的判断：

孩子们能够绕过社交媒体禁令，并不是一个必须不断加码执法才能解决的问题。

它可能首先说明，政策没有充分理解青少年为什么需要使用互联网。

三位作者并不否认社交媒体存在危险。她们质疑的是，把所有孩子挡在门外，是否真的能够减少这些危险。

澳大利亚的实验，给出了一个并不简单的答案

澳大利亚是最早对未成年人实施全国性社交媒体账号限制的国家之一。

相关立法于2024年通过，2025年12月10日正式开始执行。

按照规定，Instagram、TikTok、Snapchat、Facebook、YouTube、Reddit和X等被列入范围的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防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用户持有账号。

法律责任主要落在平台身上，而不是使用社交媒体的未成年人或其父母身上。

这一区别很重要。

它意味着政府想要改变的是科技公司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处罚孩子来实现禁令。

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满16岁，成为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难题。

有的平台要求用户申报出生日期，有的平台利用自拍照片估计年龄，也有平台结合账号活动推断用户是否可能未成年。

这些方法并不完全可靠。

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等机构开展的BMJ研究，追踪了新南威尔士州436名12至17岁的青少年，对比法律实施前后他们的使用情况。

研究发现，限制生效约三个月后，超过85%的16岁以下受访者仍在使用受限平台，不少人继续通过自己的账号访问。

在14至15岁的受访者中，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从78%下降到69%。但在12至13岁群体中，日常使用情况基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研究人员认为，至少在政策实施初期，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禁令显著降低了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

不过，样本规模较小、调查时间较短，也意味着不能据此断言禁令长期一定无效。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随后公布了一组范围更广的数据。

在其覆盖数千名儿童和家庭的追踪评估中，16岁以下青少年持有社交媒体账号的比例，从禁令实施前的52.4%下降到三个月后的42.1%。

澳大利亚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变化

这组数字显示，政策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

账号持有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使用平台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但下降并没有达到彻底阻止未成年人进入社交媒体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尚不能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睡眠质量、社交关系和遭遇网络伤害的情况是否因此得到了持续改善。

减少账号数量，是一个能够被测量的政策结果。

改善儿童福祉，则是另一个更加复杂的目标。

两者未必完全相同。

孩子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到社交平台？

成年人的一个常见误解，是认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主要因为他们无法抵抗短视频和推荐算法。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确实鼓励用户持续停留，自动播放、无限滚动和通知机制，都可能让人比原本计划花费更多时间。

但对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并不只是娱乐产品。

它也可能是朋友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是同学讨论兴趣和学校生活的地方，是寻找学习资料、文化内容或相似经历者的渠道。

对于生活在偏远地区、缺乏线下同龄人支持，或者有特殊兴趣与身份认同困惑的年轻人，线上社群甚至可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成年人可以不喜欢这些平台，却很难假装它们在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中不存在。

卢里亚、巴蒂亚和博伊德认为，青少年主动寻找办法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本身是一种值得政策制定者理解的行为。

它可能反映的是对朋友、信息和社会联系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对规则的反抗。

当然，孩子愿意使用某种产品，并不能自动证明这种产品安全。

但如果一项保护政策没有提供足够有吸引力、能够满足同样需求的替代方案，使用者寻找其他途径，也就不难理解。

更令人意外的是，有时连家长也会帮助孩子绕过年龄限制。

有些家长，竟然也在帮助孩子绕过禁令

这一现象并不是2026年才出现的。

早在2011年，关于Facebook年龄限制的研究就发现，部分父母会帮助未达到平台最低年龄要求的孩子注册账号。

当时，一些家长认为，孩子使用社交网络难以完全避免，与其让他们隐瞒自己的网络活动，不如由父母陪伴使用。

十五年后，社交平台变得更复杂，家长的矛盾却没有消失。

2025年11月，民主与技术中心公布一项质性研究。研究人员访谈了45名家长和青少年，了解他们对年龄验证、使用时长限制、推荐算法控制以及父母监督等措施的看法。

研究发现，不少家庭反对僵硬、缺乏选择余地的统一规则。

家长通常希望能够了解孩子使用哪些应用，并且在下载新平台时保有一定批准权。

但他们未必希望每天介入孩子添加好友、加入群组或进行普通交流的每一个决定。

青少年则更重视自主权，不喜欢父母能够随意删除自己的内容或应用。

双方存在分歧，却也有共同需求：他们希望获得更灵活、更透明、能够根据家庭情况调整的保护工具。

这项研究的45名参与者并不构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统计样本，不能简单推断所有家长都反对年龄禁令。

它揭示的是政策讨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事实：

父母不是拥有完全一致观点的群体。

有人希望孩子在16岁之前完全不使用社交平台。

也有人愿意让14岁的孩子在明确规则下使用部分服务。

还有家长可能更担心孩子被孤立、遭遇网络欺凌，或者在未经指导的情况下接触危险信息。

一项统一禁令很难完全回应这些不同处境。

如果孩子不能去Instagram，他们会去哪里？

社交媒体禁令有一种潜在的反作用。

当大型平台开始严格封锁未成年人账号时，孩子们未必会彻底离开互联网。

他们可能寻找其他地方继续交流。

有些人会转向游戏社区，有些人利用私人聊天工具，也有人进入规模较小、管理资源不足的在线论坛。

甚至有孩子把共享文档、视频评论区等原本并非为社交而设计的工具，当作与同伴交流的空间。

这里的风险在于：一个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平台，不一定因此让未成年人获得更安全的替代环境。

大型社交平台拥有复杂的审核系统、举报渠道以及针对部分危险行为的检测机制。

这些系统当然远非完善，但一些小型或隐蔽的网络空间，可能连基本的审核与申诉机制都没有。

如果年轻人为了维持社交联系而转向这些地方，家长反而可能更难知道他们正在接触谁，以及是否遭受骚扰、诈骗或引诱。

这并不意味着小平台必然比大型社交媒体更危险，也不能据此认定禁令已经导致大规模的伤害转移。

真正的问题是，限制一个平台的访问，并不会自动消除孩子们的社交需求，也无法保证替代渠道更加安全。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三位作者因此反对把不断堵住规避途径视为唯一目标。

在她们看来，如果一种政策要求政府和平台持续强化身份识别，却始终无法解决未成年人寻求交流的需要，那么政策可能已经偏离了最初的保护目的。

想让孩子证明年龄，成年人也必须交出更多隐私

当平台无法准确分辨谁未满16岁，一个看似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求更多用户验证身份。

例如，上传身份证明文件、拍摄自拍照片，或者使用第三方年龄验证服务。

但这些方法会带来新的风险。

一名成年人要证明自己不是儿童，可能也需要向平台或服务商提供敏感信息。

如果大型互联网平台广泛收集身份证件照片、生物特征信息以及其他用于推断年龄的数据，一旦系统遭到入侵，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2025年10月，Discord披露一起涉及第三方客服供应商5CA的安全事件。

公司表示，约7万名用户可能有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照片受到影响。这些照片曾被用于与年龄有关的申诉审核。

这起事件并不意味着所有年龄验证服务都不安全，也不是澳大利亚禁令直接造成的事故。

但它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使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收集资料，敏感信息仍可能面临泄露风险。

部分政策讨论还涉及虚拟私人网络（VPN）。

VPN可以用于保护网络通信、降低公共网络中的数据暴露风险，也可能被人用来掩盖实际访问位置。

限制未成年人绕过地域或年龄限制的需求，使一些政策制定者开始考虑如何识别乃至限制相关工具。

但VPN也广泛用于记者、研究人员和人权工作者的安全通信。

如果为了阻止少数未成年人规避账号限制，而要求所有使用者接受更严格的身份审查，就可能对其他人的隐私和表达自由产生影响。

年龄验证技术并非只有收集身份证照片这一条路。

一些隐私保护方案尝试只向平台证明使用者属于某个年龄区间，而不直接暴露完整身份资料。

欧盟今年提出的新规则，就特别强调年龄验证的准确性、安全性与数据保护要求。

不过，任何方案都需要经过独立测试，证明其既能有效限制不符合条件的账号，又不会制造不必要的数据收集。

否则，保护儿童的制度可能同时扩大对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身份监测。

法国法院否决禁令，因为政府不能无限扩大保护的范围

澳大利亚之外，越来越多政府开始考虑类似政策。

2026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

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这一举措，认为政府需要更积极地应对社交媒体对儿童健康和生活的潜在影响。

但在法律准备实施之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于8月14日否决了其中的核心限制条款。

法官并没有否认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性。

争议在于，禁令对不同平台和不同年龄的孩子采取了过于统一的限制方式，没有充分区分服务本身的风险，也没有给出足够的个人隐私保障。

法院认为，相关措施对表达和交流自由造成的限制不符合必要性与比例原则。

这一裁决为全球类似立法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使目标是保护孩子，政府是否就能够禁止一整个年龄群体使用广泛的在线交流服务？

法国宪法委员会给出的答案是，保护目标本身不足以证明任何限制方式都合理。

英国则正在向另一个方向推进。

英国政府今年6月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争取在2027年初实施。

与此同时，政府还提出了限制未成年人接触陌生人、直播和其他高风险功能的配套政策。

英国政府称，相关咨询显示，约九成受访家长支持针对16岁以下儿童的社交媒体禁令。

这种支持同样需要被认真对待。

对于担心孩子遭遇霸凌、色情内容、网络引诱或睡眠问题的家长而言，年龄禁令不仅是一种管制措施，也可能带来明确的社会信号：保护未成年人不应该只是各个家庭单独承担的责任。

因此，把支持禁令的家长简单描述为不懂互联网，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

真正的政策争议不是儿童需不需要保护。

而是应该采用哪种保护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究竟有什么效果和代价。

欧盟尝试第三条道路：不是只有允许或禁止

2026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盟儿童法案》（EU KIDS Act），试图在全面放任与完全禁止之间建立分年龄的规则。

按照提案，13岁以下儿童不得独立使用相关社交媒体服务。

13至14岁的青少年可以通过父母或监护人管理的有限功能账号访问部分服务，并受到更严格的使用时长与内容限制。

15岁以上才可以独立开设相关账号。

此外，提案还要求平台改善产品设计，限制针对儿童的成瘾性功能、个性化广告、陌生人主动联系，以及深夜推送通知等行为。

这是一个尚待欧洲议会和成员国审议的立法提案，不能视为已经在全欧盟生效的法律。

与单纯设置年龄门槛相比，欧盟的方案更重视平台本身应该如何改变。

这一差别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无限滚动、持续推送、未经同意的陌生人联系，以及对未成年人行为数据的商业利用，那么直接针对这些功能制定规则，可能比只检查身份证明更加接近问题本身。

但欧盟方案也需要经受现实检验。

父母管理的账号是否会让青少年失去必要的隐私空间？

统一的使用时间限制是否适合所有家庭？

年龄验证能否避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这些问题同样需要被认真回答。

不过，至少有一种政策思路正在形成：不只是问孩子有没有资格进入平台，还要问平台有没有资格向孩子提供这样的产品。

我们是不是把本该由科技公司解决的问题，交给了父母？

在有关未成年人上网的争论中，有一个角色始终存在，却经常处于讨论中心之外。

那就是经营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技公司。

它们能够决定用户看到什么内容、为什么看到这些内容，以及在关闭应用之后是否仍会收到通知。

平台还可以调整推荐系统、关闭某些互动功能、限制陌生人联系，并对违规账号采取措施。

这些设计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使用产品时会遇到什么风险。

但在现实生活里，一旦孩子沉迷手机，承担直接压力的往往是家长。

他们需要监督使用时间、处理争吵、辨别危险内容，甚至每天检查孩子是否偷偷注册了新账号。

如果孩子遭遇网络霸凌，家长还要寻找投诉渠道、保存证据，并尝试与平台沟通。

三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文章作者因此提出，政策应该更加关注科技公司的商业激励。

社交平台通常通过广告和用户参与度获得收入。

用户停留越久、互动越频繁，平台就可能获得更多商业价值。

在这种模式下，产品设计很容易鼓励用户不断返回，即使他们原本没有打算花那么长时间。

对于孩子来说，这种设计可能带来更大影响，因为他们仍在学习如何管理注意力、处理情绪和辨认商业劝导。

如果法律只是阻止未成年人注册，却不改变平台针对注意力和个人数据的商业模式，那么等到孩子达到法定年龄，同样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把门槛从13岁提高到15岁、再提高到16岁，并不能自动保证更健康的上网体验。

年龄可以作为必要的保护依据，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政策工具。

孩子和家长真正希望得到什么？

民主与技术中心对45名家长和青少年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具体线索。

受访者并不只是要求完全取消管制。

他们希望能够对网络环境拥有更多实际控制权。

例如，当孩子遭遇针对自己的特殊侮辱词汇时，可以自行屏蔽包含该词汇的评论。

当推荐算法不断展示令人焦虑的内容时，用户能够更方便地减少类似推荐，而不必寻找复杂的设置菜单。

当家长担心孩子深夜持续使用手机时，可以与孩子共同设定明确、可调整的使用时间，而不是完全依靠隐蔽的监控软件。

青少年也希望在遭遇骚扰时有可靠的举报渠道，并且能够理解举报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些方法并不保证完全消除网络风险。

它们甚至可能需要平台投入更多审核人员、技术和产品设计资源。

但与全面禁止相比，它们更直接地处理了孩子实际使用社交媒体时遇到的问题。

这也提示学校应承担新的教育任务。

过去，数字素养教育常常侧重如何识别假新闻、设置复杂密码或避免透露家庭住址。

现在，它还需要解释推荐算法为什么会不断展示相似内容，为什么某些互动容易让人产生焦虑，以及当网上出现威胁、勒索或骚扰时，应该如何寻求帮助。

这些能力并不是到了16岁就会自动形成。

如果一个孩子在16岁以前从未有机会在指导下学习如何使用社交平台，那么当禁令突然解除时，他未必比几年前更加懂得保护自己。

社交媒体禁令不能仅用“孩子有没有继续刷手机”衡量

这也是整场争论需要保持谨慎的地方。

批评者可以指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大多数孩子仍然能够访问受限平台。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证明政策完全失败。

支持者则可以指出，官方数据显示持有账号的比例确实下降，部分孩子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强烈地担心错过网上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同样不能直接证明心理健康和儿童安全已经得到显著改善。

要真正评估政策，研究人员还需要长期观察更多指标。

例如，青少年的睡眠是否改善？网络欺凌和陌生人引诱是否减少？他们是否更多参与线下活动？失去原有社交渠道的孩子有没有感到更孤立？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是否发生改变？

还要比较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是否受到相同影响。

一项政策可能对某些孩子有帮助，对另一些孩子造成新的困难。

因此，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正在推进为期两年的追踪评估，而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研究团队也在开展有关社交媒体使用限制的实地试验。

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尝试把政治争论变成能够接受检验的公共政策问题。

政府不应只根据人们对科技公司的愤怒决定政策。

但同样，也不能因为数字权利研究者反对全面禁令，就忽视部分家长和儿童真实经历的网络伤害。

保护孩子，不该意味着让他们与互联网断绝联系

过去二十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它当然不是没有代价。

网络霸凌、过度使用、身体形象焦虑、诈骗和陌生人骚扰，都可能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伤害。

平台不能因为用户喜欢自己的产品，就认为自己不必为这些风险负责。

但互联网也提供了学习、交流、创作和寻找社群的机会。

对于年轻人来说，数字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并没有成年人想象的那条清晰边界。

在学校认识的朋友，可能继续通过社交平台联系。

对某项音乐、运动或科学问题产生兴趣的孩子，也可能在网上找到能够帮助自己学习的人。

因此，保护未成年人不应该只剩下一种选择：让他们彻底离开。

真正有效的政策，需要同时承认儿童的脆弱性与成长中的自主能力。

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更多保护，年长的青少年则需要逐步获得自主权和处理风险的经验。

家长需要明确、容易使用的工具，而不是被迫全天监督孩子的屏幕。

政府需要让平台承担与其商业能力相称的责任，同时也要对身份验证和隐私风险保持警惕。

而科技公司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孩子缺乏自制力。

10月16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那篇文章，标题提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观点：孩子们正在智胜社交媒体禁令，但这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它并不是在鼓励孩子违反规则。

三位作者想提醒政策制定者，规避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值得理解的信息。

它告诉我们，孩子仍然需要交流，家庭有不同的需求，而一刀切的限制可能无法适应复杂的现实。

当然，法律不可能因为有人能够绕过，就失去存在的正当性。

但当政府发现必须不断扩大监测、要求更多个人资料，才能维持一项原本为了保护儿童而设立的制度时，就有必要重新评估手段是否适当。

一个真正适合儿童成长的互联网，不应该只靠把孩子挡在门外来实现。它更需要让孩子们进入时，所面对的世界本身足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