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北部，米兰与都灵之间的高速公路连接着两座繁忙的欧洲城市。对一名普通居民而言，这段路程可能只是一次工作出行。但对旅居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来说，过去几年，他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自己是否正在被人跟踪。

李颖在社交平台X上使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账号。2022年，中国多地爆发反对严格防疫措施的抗议时，大量无法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播的视频，经由这个账号传向世界。一个原本学习艺术的年轻人，由此成为中国境外最受关注的独立信息传播者之一。

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据意大利媒体披露的米兰检方调查材料，从2023年开始，一个由多名中国公民组成的网络持续搜集李颖的行踪、监视其活动，并涉嫌通过恐吓和其他手段阻止他继续批评中国政府。

10月28日，意大利媒体报道，米兰检方已结束针对10名嫌疑人的初步调查。其中4人被指涉嫌组织性地实施针对异议人士的压制活动，另外6人则被指参与长期跟踪。

这不是一宗已经完成审判的案件。检方结束调查并不等于法院认定被告有罪，案件中的具体指控仍须经过司法程序检验。

但调查所呈现的组织方式，已经使案件超出一般跟踪骚扰的范畴：检方怀疑，部分嫌疑人借助意大利华人社团、华文信息平台和私人通讯群组，形成一个能够发现、定位并向政治异议人士施压的网络。

更严重的是，调查材料据报将其中部分人的活动与中国警方、外交人员及统战系统联系起来。

如果这些指控最终得到法院确认，案件将成为欧洲司法机关揭示中国境外政治压制活动运作方式的重要案例。

一个账号，为什么值得如此大规模的监视？

要理解这起案件，必须回到2022年11月。

当时，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已经持续近三年。新疆乌鲁木齐一场造成多人死亡的住宅火灾，引发公众对封控措施的愤怒。随后，上海、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出现抗议活动。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多相关视频和讨论迅速受到限制。但在X上，一个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账号不断收到来自中国各地的投稿。

李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负责人。他没有庞大的记者网络，也没有地方新闻站点。他所拥有的是一个能够接收、整理和传播公众投稿的账号。

这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结构。

在中国境内，发布敏感事件影像的人可能面临账号封禁或其他风险；而将材料发送给境外账号，再由后者向国际公众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国内平台的内容审查。

李颖因此成为信息传播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他的影响力并不主要来自对政治事件发表了什么评论，而是来自一个更直接的事实：当中国境内某些信息无法自由流通时，他提供了另一条传播渠道。

这种角色也使他成为潜在的施压对象。

对于试图阻止敏感信息传播的人而言，追踪一个境外账号的运营者，可能比识别成千上万名匿名投稿者更容易执行。

然而，针对李颖本人施压，还可能产生第二层效果：让向他提供材料的人相信，即使身在海外，也未必能够摆脱政治监视。

这正是跨国镇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直接受到威胁的个人，还可能扩散到更大的群体，促使其他人选择沉默。

检方发现了什么

这起案件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嫌疑人人数，而是调查人员描述的组织结构。

根据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Rai及安莎通讯社10月28日披露的调查内容，案件由米兰检察官亚历山德罗·戈比斯（Alessandro Gobbis）协调，意大利都灵警方负责政治性犯罪调查的特别部门Digos参与侦办。

十名嫌疑人中，八人为中国籍，两人为意大利籍。检方认为，其中四名中国籍嫌疑人与北京有关部门保持持续联系，涉嫌组成犯罪团体；其余六人则被指主要承担监视和跟踪工作。

意大利媒体披露的案卷内容，勾勒出一条从寻找目标到执行监视的活动链条。

米兰检方调查涉及的关键人物

依据意大利Rai、安莎通讯社及中央社披露的检方调查内容整理。上述均为指控，尚非司法定罪。

王松强：侨社负责人为何成为调查核心？

检方将57岁的王松强列为涉嫌组织犯罪的关键人物之一。

意大利媒体称，他担任米兰福建华人社团负责人。按照检方的说法，王松强涉嫌接受中国警方委托，并与中国外交人员及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有关人员保持联系，协调寻找和监视异议人士的行动。

检方还认为，他并非仅在幕后提供协调，而是亲自参与过对目标人物的寻找与监控。

这些指控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试图建立三个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在意大利合法活动的侨社组织、涉嫌实施监视的个人，以及中国境内的国家机构。

但必须强调，担任侨团职务本身并不构成违法，也不能据此推定相关侨团或其成员整体参与了非法活动。

案件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嫌疑人是否接受了具体指令、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为，以及相关行为是否存在可核实的组织和指挥关系。

赵建斌：华文网站如何进入调查视野？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是赵建斌。

据中央社引述意大利媒体报道，赵建斌是意大利华文网站“华人街”的总编辑。该网站为当地华人提供生活资讯、商业信息和社区交流服务。

检方指控，他涉嫌招募愿意参与跟踪的中国公民，并通过微信群组协调活动、索取和核实信息。

Rai披露的调查内容显示，相关微信群组至少从2025年3月起，就曾讨论如何寻找李颖。

这使案件出现了一个特殊问题：一个原本用于服务海外华人社区的信息网络，是否可能被其中的个别人员用于搜集政治异议人士的行踪？

在跨国移民社会中，华文网站、同乡会和商业社团往往掌握重要的人际资源。它们能够帮助新移民寻找住房、工作和法律服务，也能够迅速传播社区信息。

这些功能本身具有正当的社会价值。

但如果有人滥用这些联系网络，搜集特定人士的住址、活动地点和人际关系，社区服务网络就可能被转化为监视工具。

截至目前，公开报道并未证明“华人街”网站作为一个机构整体参与了犯罪活动。相关责任必须根据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具体证据分别判断。

刘振钢：商业侨团与监视活动的交叉点

第三名受到关注的嫌疑人是刘振钢。

意大利媒体称，他担任福建侨商相关组织负责人。检方指控他涉嫌接受中国警方指示，与外交人员保持联系，并参与寻找和监视异议人士。

与王松强和赵建斌的情况类似，调查的关键不在于其侨团身份，而在于检方能否证明他曾实施具体违法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中国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

三人的公开身份分别涉及侨社、华文媒体和商业组织。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本身存在问题，却说明调查人员正在关注一个共同现象：政治性监视活动可能借助日常社区关系，而不必完全依赖传统情报人员。

跟踪如何变成持续监视

意大利《日报》（Il Giorno）10月29日披露的一项调查细节，使这起案件的具体运作方式更加清晰。

警方获取的材料中，包括涉嫌用于监视李颖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约4000张照片和35段视频。

如果这些影像的拍摄时间、地点和人员身份能够得到司法确认，它们将成为判断跟踪活动是否持续、有组织的重要证据。

这一数字也说明，检方所指控的并非仅仅是偶然在街头发现目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威胁言论。

从2023年到2025年7月，李颖据称持续受到跟踪。监视地点横跨米兰和都灵，涉及日常行动轨迹的搜集。

这类活动的目的未必是立即实施身体伤害。

持续跟踪本身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住处已经暴露，他可能不得不搬家；当他发现出行路线被记录，就可能减少公开活动；当威胁信息能够准确描述他的日常行踪，他就必须考虑威胁者是否掌握实施进一步伤害的能力。

《日报》披露，李颖收到的威胁信息中，有人声称掌握了他在意大利的一举一动，并警告他小心。

这种威胁的作用不只是制造恐惧，还可能迫使受害者将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个人安全，而无法正常开展原有工作。

在政治性监视案件中，这种效果尤其重要：即使没有发生实际袭击，持续恐吓也可能达到限制言论的目的。

但照片和视频的存在，仍不能单独证明拍摄者受中国政府指挥。检方需要将影像、通讯记录、证人证言及其他材料结合起来，建立具体嫌疑人与涉嫌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

政治庇护为何没有结束李颖的恐惧？

李颖原本赴意大利学习艺术。2022年的中国抗议浪潮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使他在中国境外获得了广泛关注。

据中央社报道，他于2023年7月向意大利申请政治庇护，并在2024年11月获得批准。

获得庇护意味着意大利承认其符合相关国际保护条件，但法律身份的改变，并不会自动消除针对个人的威胁。

李颖据称仍然需要不断更换住所。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也曾受到压力。

这是跨国镇压案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现实。

对已经离开原籍国的异议人士而言，威胁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发生在本人身上。

如果其父母、配偶或其他亲属仍居住在原籍国，施压者就可能通过这些关系制造恐惧。

受害者因此面临两种不同的安全困境：在居住国，需要防范跟踪和骚扰；在原籍国，则可能担心亲友因自己的公开活动而受到牵连。

这使传统的政治庇护制度面临新的挑战。

庇护制度可以保护一个人免遭遣返，却不一定能够阻止境外势力通过数字通信、社区关系或第三方人员继续施压。

李颖案件所揭示的，正是政治庇护与实际人身安全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

侨团、外交人员与统战系统：检方正在追查什么？

这起案件最敏感的部分，是检方试图将涉嫌实施监视的人员与中国国家机构联系起来。

根据Rai和中央社报道，检方怀疑王松强、刘振钢等人接受中国警方指示，部分嫌疑人与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成员保持联系。

这些指控必须分开理解。

首先，与中国使领馆人员接触并不违法。海外侨团负责人、商业人士和华文媒体从业者与外交机构保持联系，是常见的社区和领事活动。

其次，统战工作本身包含广泛的政治联络和组织活动，不能仅凭某人参加过相关会议，就认定其从事非法监视。

真正涉及刑事责任的，是是否存在明确的指令关系，以及嫌疑人是否为了压制他人合法表达而实施跟踪、威胁或其他违法行为。

如果检方能够证明这些要件，案件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它将不再只是几名私人之间的骚扰纠纷，而可能涉及外国国家机构通过境外代理人干预意大利境内居民的基本权利。

但截至目前，公开资料尚不足以独立确认具体指令的传递方式、经费来源，以及每名嫌疑人与中国官方人员的实际联系程度。

尤其需要避免一个容易出现的推论：检方指控部分侨团负责人涉嫌参与监视，并不意味着海外福建籍华人、华人商会或华文媒体整体存在类似行为。

事实上，正常侨社组织同样可能成为这种行为的受害者。

一旦公众开始怀疑整个华人社区都与政治监视有关，无辜移民可能遭受污名化，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也会受到损害。

对于意大利司法机关而言，精确追究个人责任，而不是扩大对整个族群的怀疑，正是维护法治的必要条件。

从意大利到美国、台湾：相似案件说明了什么？

李颖案并非孤立发生。

近年来，欧美多国司法和安全机构陆续调查外国政府涉嫌在境外监视、恐吓政治批评者的行为。这类活动通常被称为“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它可能包括网络骚扰、跟踪、向境内家属施压、滥用司法程序，以及涉嫌利用第三方人员实施恐吓。

美国司法部此前曾就纽约一处涉嫌未经授权运作的中国海外警务设施提起刑事诉讼。该案涉及外国政府人员在美国境内从事未经许可的活动，与李颖案在法律事实和涉案人员方面并不相同，却反映出美国司法机关对外国政府境内活动边界的关注。

台湾近期也披露了数起涉及疑似境外指使的暴力或监视案件。

根据用户提供的中央社及相关报道，台湾检方于10月21日起诉五名涉嫌策划针对脱口秀演员黄逸豪制造假车祸的人员。检方怀疑，相关行动受到一名来自中国的人士指示和资助。

这些案件都涉及严重指控，但不能因为发生在相近时期，就推断它们由同一个机构统一策划，或存在直接的人员和资金联系。

对跨国镇压进行调查，必须分别建立每个案件的证据链。

可以比较的是行为模式，而不是未经证实的组织关系。

跨国镇压可能涉及哪些手段？

根据本案公开指控及跨国镇压研究中常见的行为类型整理。表中列举的是可能的行为方式，不代表每项均已在李颖案中得到证实。

接下来，意大利法院需要回答哪些问题？

米兰检方结束初步调查，是案件的重要进展，但并非司法程序的终点。

在意大利刑事程序中，调查结束后，检方可能进一步提出起诉请求，案件是否进入审判及最终如何裁决，仍取决于后续法律程序。

对于这起案件，至少有四个关键问题需要得到回答。

第一，跟踪活动是否具有明确的组织性？ 检方需要证明，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分工，而不只是彼此独立的个人行为。

第二，监视行为与政治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 只有明确其意图、指令和行为，才能判断是否存在以压制政治表达为目的的协调活动。

第三，涉嫌执行监视的人是否接受中国国家机构的指示？ 这将决定案件能否从私人犯罪进一步涉及外国国家机构的责任问题。

第四，受害者能否获得持续保护？ 即使嫌疑人最终受到刑事处罚，如何防止类似行为重新出现，仍是意大利执法机关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截至目前，所查阅的意大利和台湾媒体报道没有提供全部案卷，也没有呈现所有嫌疑人的完整答辩。中国有关机构及被点名人员是否已就最新指控作出正式回应，仍需进一步核实。

因此，这篇报道不能把检方的指控直接写成已经由法院确认的事实。

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欧洲司法考验

李颖案最深刻的地方，并不在于一名拥有数百万关注者的网络人物受到威胁。

它涉及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离开原籍国之后，是否真正能够自由表达政治意见？

欧洲国家的法律允许居民批评外国政府，也保护和平的政治活动。对于获得政治庇护的人而言，这种自由更是他们选择流亡生活的重要原因。

但如果有人能够通过社区关系、社交媒体和私人监视网络，继续向这些人施加压力，法律上的自由就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安全产生脱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颖案值得超越个人遭遇进行审视。

一个政治异议人士被迫搬家，影响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一个传播敏感信息的账号运营者遭到持续威胁，可能影响的是大量匿名消息来源的安全感；而当侨民开始怀疑自己的社区联系可能被用于监视时，受到损害的则是整个移民社会的信任。

目前，米兰检方已提出严重指控，但司法结论尚未产生。

意大利法院接下来要判断的，是十名具体嫌疑人的行为与责任。

而这起案件留给欧洲社会的更大问题是：当政治压力能够跨越国境，民主国家如何确保本国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会在私人恐吓和隐蔽监视中被逐渐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