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正经历一种看似矛盾的繁荣。

一方面，它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跻身全球顶尖高校行列，中国的科研论文产出、实验设施和博士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更是获得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正在削减预算、压缩行政开支，年轻教师面对更加严格的考核，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成功率持续下降。

10月20日，英国《经济学人》以《中国的大学很富有，但它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为题，报道了这一变化。

这场压力并非源于中国突然停止投资高等教育，而是因为资金增长的速度、分配的方向，与高校迅速膨胀的科研和人事需求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

中国大学的问题，正在从如何获得更多资源，转向谁有资格继续获得资源。

钱没有消失，只是越来越难拿到

中国高等教育仍然拥有庞大的财政支持。

根据2026年初公布的全国人大相关调研报告，2021年至2024年，中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61.2%。学费收入占21.7%，捐赠收入仅占0.5%。

这意味着，中国大学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财政，而不像部分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那样，拥有规模庞大的捐赠基金。

国家财政因此直接影响大学的研究方向、人员聘用和发展速度。

中国高等教育的钱从哪里来？

2021—2024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构成

从全国总量看，高等教育经费并未全面萎缩。

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约1.8万亿元，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约1.17万亿元，后者同比增长9.5%。2025年高校科研经费支出据官方数据增长11%，达到3410亿元。

但总量增长掩盖了不同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异。

《经济学人》对75所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大学预算进行分析发现，2026年这些大学的预算中位数增长6.8%，但约五分之一的学校出现预算下降。

一些地方大学的处境更加困难。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相关收入和财政能力。对于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拨款的高校，这种压力会直接传导到学校预算。

中国高校之间的差距，因而不只是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学术差距，也越来越成为获得财政资源和产业支持能力的差距。

国家需要人工智能，大学却不能只研究人工智能

在中国当前的科技政策中，大学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机构，也是实现国家产业战略的重要工具。

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材料以及其他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获得越来越高的政策优先级。

这种转向有现实背景。

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使中国更加重视自主研发能力。面对先进芯片和部分技术设备的出口限制，北京希望通过扩大国内科研投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和推动产学研合作，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大学自然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国家战略的优先顺序，并不总是与学术研究的规律一致。

据《经济学人》报道，中国教育部门近年来撤销了约1.22万个学位专业点，同时增加人工智能等政策重点领域的相关专业。

调整专业设置本身并非坏事。大学需要回应劳动力市场变化，也有必要淘汰长期缺乏需求的课程。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战略领域，其他学科是否还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基础数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乃至部分基础自然科学研究，都可能需要漫长的积累，而且难以提前预测商业价值。

今天被认为没有实际用途的研究，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成为技术突破的基础。

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就离不开早期数学和逻辑学中大量没有直接商业目标的探索。

如果大学只能围绕短期政策目标配置资源，科研体系或许会变得更加高效，却也可能失去产生意外发现的能力。

这正是中国大学面临的深层矛盾：国家希望它们创造突破性成果，却越来越倾向于预先规定哪些方向值得投入。

科研竞争正在变成一场数字游戏

对许多中国青年学者而言，最直接的压力并不是宏观财政数字，而是能否获得一笔科研经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渠道。

《经济学人》援引的数据表明，自2021年以来，其主要资助项目的申请数量增长约80%，达到20万份，而同期拨款总额仅增长约3%。

项目申请成功率则从2013年的22%下降到2025年的12%。

科研经费竞争有多激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项目申请成功率

换句话说，过去大约每五份申请就有一份成功，如今大约每八份申请才有一份获得资助。

而在中国部分高校的考核体系中，获得科研项目不仅关系到实验能否继续，也可能影响职称晋升、收入和续聘。

这使得科研经费竞争逐渐成为职业生存竞争。

教师需要发表论文以证明研究能力，需要项目经费支持论文产出，又需要论文和项目证明自己值得继续留在大学。

在这一循环中，研究成果的数量往往比长期学术价值更容易被量化。

过度依赖论文、项目和短期考核指标，也可能诱发学术不端。论文买卖、虚假成果和不规范署名等问题，正是评价体系必须面对的风险。

当然，严格考核并不必然损害科研质量。合理竞争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促使大学更认真地评价研究成果。

但如果考核过于频繁，研究人员可能倾向于选择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项目资助的课题，而不是风险较高、需要长期投入的原创研究。

真正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无法按照聘期考核表的时间表发生。

大学教师的“铁饭碗”正在松动

今年夏天，上海同济大学的一项人事改革引发广泛争论。

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通知，宣布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

原有聘任体系和预聘岗位教师继续每三年接受一次考核，长聘岗位教师则改为每六年进行一次完整考核，并在第三年接受中期评估。

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低绩效待遇、调整岗位、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严重情况下不予续聘等处理。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教师都会被解聘，也不等于大学完全取消长聘岗位。但它表明，即使已经获得相对稳定职位的教授，也需要持续证明自己的工作表现。

支持改革的人认为，中国高校长期存在职称与资源分配固化的问题。一些教师获得高级职称后，缺乏足够的外部评价与流动机制。

反对者则担心，当大学把更多教师置于持续考核之下，学术研究可能越来越像一份需要不断完成季度指标的企业工作。

两种担忧都有现实依据。

大学当然需要评价教师，也不能让科研经费和岗位成为不受监督的特权。

但如果研究人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能够在三年内产出足够多的成果，就可能失去探索不确定问题所需要的耐心。

中国高校面临的困难，不是应不应该考核教师，而是如何区分真正的学术贡献与容易统计的绩效数字。

博士越来越多，稳定职位却越来越少

中国大学的另一个变化，是高学历人才的供给迅速增加。

据《经济学人》报道，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数量自2019年以来接近翻倍，达到约20万人。

这与中国长期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政策有关，也反映出就业市场的变化。

当本科生和硕士毕业生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部分年轻人的选择。

但博士数量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学能够提供同样数量的稳定教职。

博士毕业生需要竞争有限的高校岗位、博士后职位和科研项目。即使进入大学，也未必能获得长期聘任资格。

这种竞争可能造成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社会拥有越来越多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才，部分人才却无法找到能够充分发挥其研究能力的工作。

高学历人才进入中小学、企业和公共部门，本身并不意味着教育资源浪费。博士毕业生本来就不必全部成为教授。

问题在于，大学是否向年轻研究人员清楚说明职业前景，以及他们接受多年专业训练后，是否拥有足够多样的就业选择。

如果大量博士培养仍然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而高校职位增长却明显放缓，就可能形成结构性错配。

真正稀缺的，是允许失败的研究环境

中国大学面临的压力，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资金不足。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已经拥有规模庞大的科研体系，顶尖高校的研究实力也有显著提升。

但充足的经费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原创性成果。

科学研究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人才流动、学术争论和允许失败的制度环境。

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研发项目，政府也有理由集中资源解决战略技术问题。但大学承担的任务更加广泛。

它既需要培养能够立即进入产业的人才，也需要支持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实际用途的研究。

如果所有研究都必须证明能够服务某项产业政策，如果教师必须不断追逐下一笔项目经费，如果年轻学者长期担心无法获得稳定职位，那么大学就可能越来越擅长完成明确任务，却越来越不愿承担探索未知的风险。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美国和欧洲大学同样存在短期合同、科研经费竞争以及青年学者职业不稳定等现象。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地方财政压力和国家科技战略调整，正在同一时期发生。

政府希望大学承担更多任务，而大学内部的许多人却发现，可供自己自主支配的资源正在变少。

从清华、北大的世界排名，到地方高校的年度预算；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重大项目，到青年教师的续聘考核，中国大学的繁荣与焦虑，其实是同一场转型的不同侧面。

未来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不是还能培养多少博士、发表多少论文、建设多少实验室。

而是一个更难量化的问题：

当国家投入越来越多资源追求科技突破时，大学是否还能为那些尚不知道答案、甚至可能失败的研究保留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