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奇怪的政治危机：它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一批民主制度，却越来越难以说服选民相信这些制度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巴黎的街头抗议、柏林的政治争论、布鲁塞尔迟缓的决策，以及从意大利到北欧不断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表面上属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问题，背后却存在一条共同的线索。

欧洲的中间派政治正在失去说服力。

10月22日，《经济学人》发表题为《自由主义欧洲的苦难》的社论，将欧洲当前的困境归结为一个严峻判断：中间派执政者远远没有达到公众的期待，如今正在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这不是说欧洲人突然不再相信自由，也不是说极右翼已经赢得整场政治竞争。

真正发生的变化更令人不安：那些长期代表欧洲自由民主秩序的政党，越来越难以回答选民最普通的问题。

为什么工作多年，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为什么住房越来越难以负担？为什么政府能够提出雄心勃勃的气候和外交目标，却无法让公共服务恢复效率？为什么欧洲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在面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时，却经常显得无能为力？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如果中间派政党不能回答，其他政治力量就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而这些答案，未必有利于自由民主。

欧洲的中间派，失去了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建立了一套相当成功的政治交换。

资本主义负责创造财富，福利国家负责分配部分成果，民主制度负责处理社会冲突。

中右翼政党接受社会保障，中左翼政党接受市场经济。双方虽然争论税收、劳工政策和公共支出，却大体承认相同的制度框架。

这套安排创造了现代欧洲最重要的成就：相对稳定的民主政治、普遍医疗保障、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通过谈判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的传统。

但它建立在一个越来越难以维持的前提上：经济必须创造足够多的新财富，才能让不同社会群体相信妥协值得。

当经济增长缓慢，政治就变成一场更加尖锐的分配竞争。

提高养老金可能意味着增加税收。增加国防开支可能挤压教育和医疗预算。推动能源转型需要投资，却也可能提高部分家庭和企业的短期成本。

政府不再能够轻易承诺让所有人同时受益。

欧洲的中间派领导人对此并非毫无认识。他们的问题在于，往往知道必须改革，却无法建立足够的政治联盟来推动改革。

于是，政策不断被推迟，改革不断被稀释，而选民逐渐认为，传统政党只擅长解释困难，却不擅长解决困难。

极右翼并非凭空出现

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已经持续多年，但2026年的数据表明，它不再只是政治边缘现象。

欧洲自由市场智库网络EPICENTER与瑞典智库Timbro在10月22日发布的《2026年威权民粹主义指数》显示，在其研究覆盖的31个欧洲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挑战者政党的合计选票支持率达到32.6%，为该指数记录中的最高水平。

其中26个国家的挑战者政党得票率超过20%。截至2026年夏季，这些政党已参与31个国家中的11个政府。

这些数字不意味着三分之一的欧洲人都支持独裁。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和明确反对民主制度的政治力量之间，存在重要区别。

但它们表明，越来越多的选民愿意放弃过去支持的传统政党，转向那些承诺打破现状的人。

移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不是唯一原因。

在法国，财政压力、公共服务不足和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引发持续不满。在德国，工业竞争力、能源成本和移民政策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在其他欧洲国家，住房短缺、地方衰落和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同样推动选民转向反建制力量。

极右翼政党善于把这些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叙事：国家正在失去控制，传统政党背叛了人民，外国人或布鲁塞尔的官僚夺走了本应属于本国公民的利益。

这些说法往往夸大问题、混淆因果，甚至利用偏见。

但中间派如果只是斥责选民受到煽动，却不回应他们实际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就很难重新获得信任。

选民不需要先认同极右翼的全部主张，才会决定不再投票给中间派。

法国、德国和英国，正经历不同形式的同一场危机

德国曾经是欧洲经济稳定的象征。

它依靠高端制造业、出口市场和相对廉价的能源建立竞争优势。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变了欧洲能源格局，中国汽车和电池产业的崛起冲击了德国制造业的传统地位，而德国自身在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行政改革方面也积累了问题。

德国总理默茨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提高下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而是如何重新定义德国工业模式。

如果传统政党无法给出可信的转型方案，德国选择党就可以继续利用选民对产业衰退和社会变化的焦虑。

法国的困境则更多体现在财政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

总统马克龙曾承诺通过改革重振经济，但养老金改革、财政紧缩争论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剧了社会对立。对于一些选民而言，法国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牺牲，却没有让他们看到相应的经济前景。

极右翼国民联盟因此获得更多政治空间，激进左翼也在吸引不满现状的选民。

英国虽然已经退出欧盟，却面临相似的难题。

经济增长乏力、住房负担沉重、公共服务承压以及移民争议，使保守党和工党都受到挑战。

这些国家的制度、财政状况和政治传统各不相同，不能把它们的问题全部归因于某一种经济政策。

但共同点很清楚：中间派政府越来越难以证明，现有制度能够为普通家庭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未来。

10月20日发表的一篇《纽约时报》欧洲政治分析指出，欧洲主要国家的中间派正同时受到经济停滞、通胀、政府债务和年轻人前景不佳的冲击。

欧洲的政治困境，也是治理能力的困境

欧洲并不缺少关于改革的报告。

2024年，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提出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改革方案，强调投资、创新和减少市场碎片化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财政能力、产业结构和选举周期。

一项对欧洲整体有利的改革，可能要求某些国家在短期内承担更多成本。

因此，欧洲经常能够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却难以在执行上采取同样迅速的行动。

这种困难正因选举而加剧。

10月5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举行大选。随着法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陆续进入重要选举周期，欧盟大量政治领导人将更关注国内选民，而非需要长期协调的欧洲改革。

《经济学人》此前指出，从2026年年底到2027年，欧盟超过半数公民将经历本国领导人的选举。对于需要作出艰难决定的欧盟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长时间的政治迟滞。

这种迟滞不是民主制度独有的缺陷。

民主政治允许不同利益表达，也使改革必须获得社会授权。

但当政府不断以选举为由推迟决策，选民便可能开始怀疑：如果每一次选举都不能解决问题，选举究竟还能改变什么？

这正是自由民主最需要警惕的信任危机。

不能用模仿极右翼来拯救自由主义

面对民粹主义崛起，一些中间派政党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强调国家认同，并试图采用更强硬的政治语言。

这些调整并非全部不合理。

民主政府有责任管理边境、维护公共安全，也必须回应选民对移民政策的真实关切。

但问题在于，如果传统政党只是重复极右翼提出的问题，却无法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选民为什么不直接支持原来的极右翼政党？

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反对极右翼的政治身份。

它必须说明，为什么法治、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和制度约束能够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一个年轻人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住房，一个工人担心工厂关闭，一个家庭长期等待公共医疗服务，仅仅告诉他们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未必足以赢得支持。

他们需要看到民主政府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

一方面，维护独立司法、新闻自由、少数群体权利和公平选举，不能因为民粹主义压力而放弃基本制度原则。

另一方面，必须认真处理住房、公共投资、产业竞争力、移民管理和财政可持续性，而不是把所有批评都视为对自由民主的攻击。

欧洲中间派需要的不是更漂亮的口号，而是更可信的治理成果。

欧洲仍然拥有改变方向的能力

欧洲的危机是真实的，但宣告欧洲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同样过于草率。

欧洲仍然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世界领先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熟的法律体系，以及能够通过选举和平更替政府的政治制度。

许多欧洲国家在公共医疗、教育、劳动保障和生活质量方面，仍然具有显著优势。

极右翼政党之间也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政治纲领。

它们在对俄罗斯的态度、对美国的关系、经济政策以及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经常存在分歧。

而且，进入政府并不一定使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强大。一些政党在执政后被迫接受现实约束，另一些则因政策失败或内部矛盾失去支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9月的研究指出，尽管欧洲政治碎片化加剧、激进右翼影响力扩大，欧盟迄今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制度韧性，公众对欧盟的支持也没有随之全面崩溃。

这说明，欧洲仍然有时间改革。

但时间不会无限延长。

自由主义欧洲过去最大的优势，是它能够把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使多数人相信，开放社会不仅在道德上值得维护，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

如今，这种联系正在变弱。

如果中间派政治只是维持现状的另一种说法，那么选民终究会寻找其他选择。

欧洲不必放弃自由主义才能走出危机。

它必须放弃的是一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的政治习惯：认为只要自己代表理性、温和与正确的价值观，选民就有义务继续支持。

民主政治从来不提供这样的保证。

自由主义的存续，不能只靠提醒人们威权主义有多危险。它还必须重新证明，一个尊重自由、允许争论、限制权力的社会，有能力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欧洲真正的苦难，不是它的价值观已经过时，而是那些宣称捍卫这些价值观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兑现它们所包含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