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正在经历一种奇怪的困境：他们拥有比父辈更多的教育机会，却越来越难以相信，教育能够为自己带来确定的未来。

在大学校园里，一套精密的评价系统几乎贯穿了学生的全部生活。绩点决定奖学金，排名影响保研，竞赛成绩进入履历，实习经历成为求职门槛。即使是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和科研项目，也可能被转换成能够比较的数字。

学生当然可以选择不参加某些竞争。但退出的代价，往往要到毕业时才真正显现。

当就业机会不再随着学历增长而同步扩张，原本用于区分优秀学生的标准，逐渐成为普通学生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

10月21日，《财新》发表记者张粲的报道，介绍了一项名为《被量化的青春——大学生面对的评价体系困境和活法》的青年研究。研究由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组织，22名青年研究员参与，通过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试图理解当代大学生如何被各种评价体系塑造，又如何寻找不同于传统成功标准的生活方式。

这项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再一次证明大学生感到焦虑，而是它将问题指向了一个更难回答的方向：

如果一个年轻人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优秀，他还有多少机会探索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大学为什么越来越像高中？

大学曾被视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

高中阶段的目标相对明确：考上一所尽可能好的大学。进入大学后，学生本应有机会接触不同知识、尝试不同职业方向，并逐渐形成独立判断。

但在就业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大学越来越像另一场高考。

区别只是，考试不再只有一次。

每个学期的绩点、每一次竞赛、每段实习、每张证书，都可能影响下一轮筛选。对于希望保研的学生而言，竞争从入学时就可能开始；对于准备直接就业的学生，实习经历又必须足够早、足够多，并且最好来自有知名度的机构。

这种制度安排有其现实原因。大学需要分配有限的奖学金、研究生名额和其他资源，企业也需要在大量求职者之间进行筛选。

可当评价指标逐渐成为学生行动的主要目的，问题就发生了变化。

原本用于衡量学习成果的绩点，开始决定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原本用于丰富经验的实习，变成简历上必须填满的一栏；原本可能出于兴趣参加的活动，也被纳入未来竞争的成本收益计算。

结果是，学生越来越擅长判断一件事能否为履历加分，却未必有机会认真判断它是否值得自己投入时间。

《被量化的青春》所讨论的，正是这种由外部评价塑造的生活秩序。研究提出了三条可能的探索路径：退出全能竞赛、开辟第三空间、回到来时路。它们并不是三种可以保证成功的就业方案，而是尝试帮助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与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

1270万毕业生，进入一个更加拥挤的就业市场

大学校园里的焦虑，并非完全来自学生之间的攀比。

它有着可以测量的经济背景。

中国教育部门预计，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270万人，再创新高。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数据显示，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为18%，虽然低于8月的18.9%，仍高于去年同期。

这两个数字不能直接对应：1270万人是全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规模，而18%是特定年龄段、特定统计口径下的失业率，并不是1270万毕业生中有18%失业。

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年轻人正在面对持续而激烈的就业竞争。

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长期处于高位，学历本身就越来越难成为稀缺优势。

这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价值。受教育程度仍然影响职业选择、技能积累和长期收入机会。但大学文凭不再能够像过去一些时期那样，让持有者对稳定就业形成强烈的确定感。

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对绩点、证书和实习的执着，不完全是盲目竞争。

他们是在尝试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购买保险。

问题是，当几乎所有人都采取同样策略，原本能够带来优势的条件，很快又变成了新的起点。

一场没有终点的资格竞赛

中国大学生面临的竞争，具有一种不断向前移动的特征。

考上大学之后，还要争取更好的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还要争取更有竞争力的研究生录取资格；获得研究生学历之后，仍然可能需要参加更多招聘考试。

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继续教育延缓进入就业市场，学历竞争就可能向更高层次转移。

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

对单个学生而言，多考一张证书、多参加一次实习，可能是理性的。可是当所有学生都这样做，企业的筛选标准也可能随之提高，最后每个人付出了更多时间，却未必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这类竞争并不是所有努力都没有价值。

真正能够提高专业能力的实习、研究和训练，仍然可能改善就业结果。问题在于，学生越来越难以分辨哪些经历能够创造实际能力，哪些只是为了满足招聘和评审中的形式要求。

如果一个学生必须同时维持高绩点、参与科研、积累实习、参加社团并准备资格考试，那么时间不足便不再是个人管理能力的问题，而是目标本身发生了冲突。

每一种评价体系都要求学生投入，但很少有任何一个体系负责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停止。

为什么“躺平”也成了一种失败？

当竞争令人疲惫时，退出似乎是最直接的选择。

但对许多中国年轻人而言，所谓退出并不容易。

他们可以减少竞赛、放弃保研或停止追求某些职业，却很难完全摆脱住房、生活费用和家庭期待。

特别是对于来自经济条件有限家庭的学生，大学教育不仅关系个人兴趣，也承载着改变家庭经济处境的期待。

在这样的家庭中，选择一份稳定但并不喜欢的工作，未必是缺乏理想。它可能是对家庭风险的现实回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把“内卷”与“躺平”简单理解为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

前者可能是对未来风险的过度防御，后者则可能是在持续竞争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两者背后，都存在对稳定生活的渴望。

然而，一旦社会把努力程度与个人道德联系起来，年轻人就容易陷入双重压力：积极竞争可能被认为过度功利，退出竞争又可能被指责为不够上进。

他们既不能轻易获胜，也不被允许坦然失败。

三条出路，能否真正改变困境？

《被量化的青春》提出的三条路径，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大学生活的切入点。

这三条路径具有启发性，但也存在明显边界。

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减少竞争、探索兴趣，可能是一种能够承受的选择。

对于需要尽快找到工作、偿还教育贷款或支持父母的学生，放弃某些竞争机会可能意味着实际收入风险。

因此，个人心理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无法替代就业市场的改善。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大学生怎样摆脱焦虑，而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正常的探索、犹豫和失败承担如此高的成本。

当大学也开始为就业焦虑负责

面对毕业生就业压力，中国教育部门正在扩大职业培训、招聘对接和就业帮扶。

教育部2026年启动的就业能力提升计划，强调通过微专业、职业培训和校企合作改善学生与岗位之间的匹配。人社部门也从7月至12月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和困难帮扶。

这些措施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帮助缺乏求职资源的学生接触更多就业机会。

但如果大学把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指标，又可能形成新的压力。

高校可能更倾向于鼓励学生选择容易统计、容易落实的毕业去向，而不是支持他们进行更长时间的职业探索。

教育部今年在就业工作部署中再次强调严肃就业数据登记纪律，要求防止违规统计毕业去向。这至少表明，毕业生就业数据的真实性仍然是需要监管的问题。

一所大学如果主要通过毕业去向落实率评价自己的工作，就有可能把就业压力继续向学生传递。

学生尚未确定未来方向，本来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正常的一部分；但在强调尽快落实毕业去向的环境中，这种不确定性容易被视为需要尽快消除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价值由此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它究竟是帮助学生成为能够独立判断的人，还是尽可能高效地将他们输送到现有岗位？

两者并不必然冲突，但也不能完全等同。

AI时代，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会更难吗？

新一轮技术变革，正在给这种焦虑增加新的变量。

人工智能能够处理部分过去由初级员工完成的文字整理、资料检索、基础编程和行政支持任务。这些工作同时也是许多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世界的起点。

企业是否会因此减少初级岗位，目前需要区分行业、地区和岗位，不能简单作出全国性的判断。

但可以确定的是，年轻人面临的技能要求正在变化。

中国人社部门在今年的就业政策讨论中，也将人工智能列为影响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

这可能使大学生陷入另一种矛盾。

他们被要求尽早掌握职业技能，但尚未确定哪些技能会在几年后继续具有价值；他们被鼓励积累实习经验，但部分初级工作可能正在被自动化工具改变。

在这种环境下，教育体系如果继续主要奖励标准化答案和可量化的履历，可能无法充分培养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仅是完成既定任务，还包括提出问题、理解复杂情境、与他人合作，以及在信息不足时作出判断。

这些能力难以通过单一考试或证书完整衡量，却可能在未来就业市场中越来越重要。

谁应该为大学生的困境负责？

年轻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困境都能够通过个人努力解决。

家庭可以减少将职业声望与个人价值绑定，允许子女选择不同的生活路径。

大学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指标竞争，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尝试不同学科、工作和社会活动，而不必担心每一次探索都会影响排名。

企业可以改善初级岗位培训，减少对名校背景、实习数量和其他替代性指标的过度依赖。

政府则需要在创造就业机会、保护初入职场劳动者、提高就业数据透明度和支持困难家庭学生方面发挥作用。

这些改变都不容易，也无法立即解决1270万毕业生面对的就业压力。

但它们指向同一个原则：不能要求每个年轻人都以完美的个人规划，独自承担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

一名学生可能需要努力学习，也需要学会与失败相处；需要认真寻找工作，也应该有机会改变职业方向；需要承担个人责任，却不应因为一次选择错误就长期失去重新开始的机会。

高等教育原本应该扩大一个人的可能性，而不是把所有人推向越来越狭窄的成功标准。

中国大学生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另一套更精密的评价指标。

他们需要一个允许普通人不那么优秀，也能够获得体面工作、稳定收入和有尊严生活的社会。

当一代人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值得拥有未来，值得被调查的就不只是他们的焦虑，还有制造这种焦虑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