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外培训市场经历多年整顿后，参加培训的学生少了，家长花在培训上的钱却没有相应减少。

10月21日，财新报道的一项北京大学研究显示，2017年至2025年，中国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从38.1%降至20.1%，非学科类培训参与率则从22.4%降至16.7%。

同期，全体学生人均校外培训支出仅下降11.8%。参加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反而高于2017年。

更明显的变化发生在消费分布上。2025年，培训支出最高的10%家庭，贡献了全部校外培训支出的75.8%。

这组数据表明，培训市场的整体规模和参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教育竞争所带来的家庭投入并未消失。对于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而言，校外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可能正在进一步分化。

上述研究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魏易完成，题为《2017～2025年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家庭投入与结构变化》。

研究使用2017年至2025年五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对象包括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学生。

学科类培训参与率在八年间下降18个百分点，接近减半；非学科类培训参与率下降5.7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家庭培训支出的变化较为有限。

参与培训的家庭平均花费增加，意味着培训需求正在向规模更小、支出更高的群体集中。

这也使培训市场的变化不能简单用机构数量或参与率来衡量。

对于已经退出校外培训的家庭，支出可能确实减少；但仍然留在市场中的家庭，可能正在购买价格更高或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

目前公开的研究摘要尚不足以判断，培训费用上升具体来自课时价格、课程结构，还是不同收入家庭的参与变化。

但可以确定的是，培训参与人数下降，并不等于家庭教育负担同比例下降。

2025年，支出最高的10%家庭占据75.8%的培训消费，是这项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发现。

这一比例反映的是培训支出的高度集中，并不直接意味着10%的家庭占有75.8%的教育机会。但它显示，校外培训市场越来越依赖具有较强支付能力的家庭。

当更多普通家庭退出市场，仍然愿意持续投入的家庭可能获得更多个性化服务。

教育竞争由此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校外培训的参与率虽然下降，但家庭购买额外教育服务的能力差距，是否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过去，培训机构大量开设标准化课程，学生能够以相对统一的方式参与课外补习。市场收缩之后，部分需求可能转向更分散的服务形式。

这些变化是否普遍存在、影响多大，仍需要更细致的数据验证。

但对教育公平而言，关键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校外培训，而是家庭无法负担额外服务时，学校能否提供足够的教学支持。

如果校内教育质量存在明显差异，而校外资源又越来越取决于支付能力，那么限制培训供给本身，并不能消除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校外培训曾经受到广泛批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也使学生面临持续的课业压力。

治理政策试图降低这种压力，并让学校重新承担教育的主要责任。

但家长对升学机会的关注，并不会因为培训机构减少而自动消失。

只要优质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机会仍然有限，考试成绩仍然具有重要的选拔作用，家庭就会继续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方法。

培训参与率下降，可能意味着部分学生减少了额外学习时间，也可能意味着部分家庭失去了购买课外辅导的渠道。

两种情况对教育公平的意义并不相同。

尤其对于学习基础较弱、家庭无法提供辅导的学生而言，校外培训减少后，学校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学习困难并提供帮助，变得更加重要。

这需要观察校内课后服务、教师资源配置、城乡学校差异，以及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实际学习表现。

仅凭校外培训支出的变化，还无法判断教育公平是否得到改善。

校外培训治理的成效，不能只看培训机构减少了多少、学生少上了多少补习班。

更重要的是，原本依赖校外培训弥补的教育需求，有多少被公共教育体系接住了。

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培训市场收缩未必意味着教育投入减少。他们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额外帮助。

但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学生，校内教学质量和课后支持可能直接决定其学习机会。

这也是北京大学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当家庭私人购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时，公共教育能否为弱势家庭提供足够好的替代支持？

八年间，校外培训的参与率确实下降了。

但如果评价教育公平的标准，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能否获得相近的学习机会，那么现有数据还不足以宣布治理已经成功。

培训机构减少了，并不意味着教育竞争减少了。真正决定教育公平的，仍然是家庭收入之外，学生还能获得多少优质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