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场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通常有两种方式：它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以及有多少人未能活着离开。

2026年的中国，这两项指标正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10月22日，中国应急管理部公布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统计。1月至9月，各类灾害造成564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1162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993.6亿元。另有504.9万人次被紧急转移安置或需要紧急生活救助。

与2025年同期相比，直接经济损失下降约8%，但死亡失踪人数增加420人，增幅接近57%。

这组数字构成了今年中国灾害形势最值得关注的矛盾：财产损失减少了，生命损失却显著增加。

经济损失下降，并不代表灾害风险减轻

官方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993.6亿元，去年同期为2176.5亿元，减少182.9亿元。

但人员伤亡的变化更加突出。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所有地区都比去年更加危险。

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灾害发生地点、房屋和基础设施价值、农作物生长季节，以及灾后损失评估范围。

同样规模的洪水，如果发生在大型工业城市，可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如果发生在人口较少但地形险峻的山区，则可能造成相对较低的财产损失，却带来严重人员伤亡。

因此，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不能简单地同步比较。

但今年数据仍然揭示了一种重要的风险结构：部分突发灾害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大量死亡，而其直接财产损失在全国统计中可能并不突出。

562人死亡失踪，一场灾害改变了全年统计

今年中国灾害死亡人数上升，受到一场极端事件的显著影响。

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地区。根据中国应急管理部公布的统计，该事件造成562人死亡或失踪。

这一个事件，就占中国前三季度全部因灾死亡失踪人数的约48.4%。

路透社10月22日报道指出，中国官方维持了此前公布的562人死亡失踪数字。

这个比例至关重要。

如果仅为了分析灾害死亡分布，将这562人从全年统计中单独列出，其余灾害仍造成600人死亡失踪。

换句话说，即使不考虑这场跨境泥石流，今年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依然达到数百人。但它们合计低于去年同期742人的全国总数，说明今年同比上升主要受到这场特别严重灾害的推动。

这种高度集中的伤亡分布提醒政策制定者：全国灾害平均指标，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少数高风险地区面临的极端威胁。

吉隆口岸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区，具有高海拔、陡峭地形和跨境河谷等复杂条件。山地灾害可能沿河道迅速传播，灾害发生地点与最终受影响区域也未必位于同一行政辖区甚至同一国家。

这使预警与应急协调更加困难。

在跨境流域，上游的降雨、滑坡或泥石流活动，可能影响下游道路、桥梁、口岸和聚居区。有效防灾需要跨境信息共享、实时监测，以及针对人员密集区域的快速疏散安排。

不过，现有公开统计不足以独立判定吉隆事件是否存在具体预警失误、工程缺陷或应急处置责任。要作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完整的灾害调查、预警时间线和现场证据。

台风造成最多财产损失，地质灾害夺走最多生命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不同类型自然灾害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化。

地质灾害造成747人死亡失踪，占全国总数约64.3%，但直接经济损失只有11.2亿元。

台风造成235人死亡失踪，却带来1042.2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总额约52.3%。

两种灾害的破坏机制截然不同。

台风影响范围广，可能持续数日，对住宅、道路、电力设施、工厂和农业生产造成大规模破坏。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往往发生在更小的地理范围，却可能在几分钟内摧毁聚居点或交通设施，留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为有限。

今年广西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雨，伴随水库溃坝、城镇内涝和山体滑坡，造成176人死亡失踪。

另一场台风“白海豚”则给浙江带来该省自1949年以来最强的台风降雨记录，随后继续深入内陆，影响华东、华中和华北地区。

这些事件说明，台风危险性不能只看登陆时的最大风速。

在现代城市和山区，持续降雨、上游汇水、地质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可能决定最终灾害程度。

极端降雨正在挑战过去的防灾经验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579.1毫米，仅比常年同期偏多1.6%。

如果只看这个数字，2026年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异常的降雨年份。

但同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共有998条河流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比近五年同期平均水平增加近三成；其中49条河流的洪水超过历史实测记录。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区别：全国平均降雨量接近正常，不代表局部地区没有发生极端洪灾。

降雨风险不仅取决于总量，还取决于降雨发生的位置、强度和持续时间。

一场降雨如果均匀分布在几个月内，可能有利于农业和水库蓄水；如果大量雨水集中在数小时内落到同一个山谷，则可能迅速形成山洪。

在山区，连续降雨还可能使土壤含水量上升，增加滑坡和泥石流风险。

因此，传统上以平均降雨量、历史洪水水位和固定防洪标准为基础的风险评估，需要更充分地考虑极端降雨的局部集中性。

今年全国出现27次大范围降雨过程、43次主要江河编号洪水。虽然官方评价前三季度洪涝灾害较近年同期总体偏轻，但部分地区仍发生严重人员伤亡。

这意味着防灾体系必须同时处理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全国总体灾情可能并不突出，局部地区却可能遭遇超出历史经验的灾害。

气温创纪录，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

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13.1℃，比常年同期高1.1℃，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

夏季有74个国家气象站的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7月21日，新疆吐鲁番东坎站记录到49.8℃的最高气温，突破中国国家气象站观测纪录。

气候变暖能够改变极端天气发生的背景条件。

较高的气温会增强大气容纳水汽的能力，在具备适当天气条件时，可能增加强降雨风险。持续高温也会加剧部分地区的蒸发和干旱压力。

但不能因此断言，今年每一场台风、洪水或泥石流都是由气候变化直接造成的。

具体事件中，气候变化对降雨强度、发生概率或灾害后果究竟贡献多少，需要专门的气候归因研究。

同样，极端天气也不必然演变成严重灾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基础设施质量和应急响应能力，都会影响最终损失。

这使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适应可能更加极端的天气条件，另一方面减少现有城市和山区已经存在的灾害脆弱性。

真正的防灾难题，是如何把预警变成撤离

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气象、水文、地质和应急管理等部门的灾害监测体系。

但监测到危险，不等于危险中的人已经安全。

从气象预警发布，到地方政府判断风险，再到乡镇、社区组织居民撤离，中间存在多个环节。

对城市居民而言，预警可能意味着暂停出行、关闭地下空间或转移低洼区域人员。

对山区居民而言，预警可能意味着必须在夜间离开住所，前往更高、更安全的地方。

后者往往更加困难。

山区聚居点分散，道路可能被洪水切断，通信和电力设施也可能在灾害发生时受损。老年人、儿童和行动不便者，需要额外的撤离支持。

更复杂的是，一些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预警时间非常短。即使监测系统能够识别降雨风险，也未必能够精确预测某处山体何时发生崩塌。

因此，减少死亡人数不能仅依赖更准确的天气预报。

还需要提前识别高风险聚居区，制定明确的撤离触发条件，开展实际演练，并确保基层政府具备及时组织转移的能力。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达到504.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约67.6%。

这一变化至少说明，今年需要紧急应对的受灾人次明显增加。但该指标将紧急转移和需要紧急生活救助合并统计，不能据此直接推断实际撤离人数，也不能单凭增长判断预警制度改善或恶化。

灾害损失背后，还有一笔难以统计的账

直接经济损失是衡量灾害影响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经济代价。

一场洪水可能摧毁农田、道路和住宅，这些损失较容易进入灾害统计。

但灾后企业停工、供应链中断、居民收入减少，以及地方政府未来数年的基础设施修复支出，未必都能完整体现在直接经济损失中。

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一套受损住宅可能意味着昂贵的维修费用。

对于低收入家庭，同样程度的住房损坏可能意味着失去主要财产，甚至需要借债重建生活。

这种差异使灾害不仅是自然事件，也成为社会经济问题。

尤其是在山区和农村，住房抗灾能力、保险覆盖、公共交通以及医疗资源，都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灾后的恢复速度。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有1.3万户、5.2万间房屋倒塌，另有17万户、43万间房屋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739.7千公顷，约474万公顷。

这些数字意味着，灾害造成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洪水退去或台风消散而结束。

对于失去农田收成、住宅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人来说，恢复正常生活可能需要数年。

因此，评估防灾政策不能只看当年减少了多少损失，还应观察灾后重建是否完成、受灾家庭收入是否恢复，以及高风险地区是否得到长期治理。

比投入更多救灾资金更重要的，是减少下一次死亡

2026年前三季度的自然灾害统计，并不能简单得出中国防灾能力整体退步的结论。

今年死亡失踪人数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受到吉隆口岸特别严重灾害的影响。不同年份的灾害类型、地点和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但这并不削弱数据所提出的政策问题。

中国已经能够动员大规模救灾力量，建设防洪工程，实施跨地区人员转移，并持续扩大气象和地质灾害监测。

接下来需要更加重视的是，如何识别那些在全国统计中规模不大、却可能一次造成数十人甚至数百人死亡的风险。

这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高风险山谷、偏远聚居点、跨境河流和老旧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经济价值最高的城市区域。

还需要更透明的灾害调查。对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公众不仅需要知道最终死亡人数，也需要了解危险如何形成、预警何时发出、撤离是否及时，以及哪些教训已经转化为制度调整。

今年中国的自然灾害造成了近2000亿元直接经济损失，这当然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账。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笔账：1162名死亡或失踪者，以及他们身后无法用经济损失衡量的家庭与生活。

一个国家的防灾能力，不仅体现在能够保护多少资产，也体现在能否让最容易受到灾害威胁的人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