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国家主席原有的任期约束被撤去，而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此前就没有同样的两届限制。这次修宪没有建立新的权力制衡，却移除了一项公众能够明确辨认的限制。

这件事值得世界反复思考。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其最高权力的延续方式，究竟应当由谁决定？承受政策后果的人，能否公开反对决策，能否通过真正有竞争的选举更换执政者？

中国人的这些权利，首先属于他们自己。但当中国的政策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就业、供应链和安全时，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也就成了全世界需要承担风险的选择。

因此，推动中国民主化，应当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要务。

这是一项关于长期战略的判断。正在发生的战争必须制止，饥荒中的人必须得到援助，气候危机也不能等待。把中国民主化放在优先位置，意味着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同时，必须认真面对一个持续产生不确定性的制度问题：拥有巨大实力的政治权力，缺少来自本国公民的有效约束。

中国的民主化，首先关乎普通人的生活。一个人能否质疑地方政府的征地决定，工人能否自主组织起来协商待遇，记者能否调查一场事故，律师能否在不受政治报复的情况下为当事人辩护——这些权利决定了个人面对国家时，究竟拥有多少保护。

2022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新疆人权状况的评估指出，针对维吾尔族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群体的任意和歧视性拘押，结合其他基本权利受到的限制与剥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中国政府否认报告的有关结论。这不是法院的定罪判决，却是一份不能被外交礼节轻轻带过的严重评估。

面对这样的材料，外界应当追问：受害者有没有安全申诉的渠道？独立记者能否调查？谁有权迫使决策者交代事实并承担责任？

如果这些渠道受到压制，等待权力自行纠错，就意味着把受害者的命运继续交给掌握权力的人。

这种缺少问责的结构也会产生国际后果。公共卫生需要及时、可信的信息，商业投资需要可以预期的规则，安全政策需要避免误判的讨论。当坏消息难以上达、公开批评受到惩罚时，决策者更容易听到符合其期待的答案。国家实力越大，这种信息失真造成的损失就越可能超出国界。

民主制度也会犯严重错误。选民会被误导，媒体会失职，民选政府同样可能发动战争。民主的价值，需要在这些失败面前说明：它使调查、反对、诉讼与更换政府成为公民可以使用的制度渠道。这样的渠道未必总能及时奏效，但人们有权争取让它奏效。

对中国民主化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政治开放可能导致混乱。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风险。但以风险为理由无限期拒绝改革，同样是一项危险的政治选择。把权力继续集中起来，并不能消除继承、腐败、政策失误和社会冲突的问题；它可能只是让这些问题更难公开处理。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尚未准备好民主。这种判断把制度对人的限制，解释成了人的固有缺陷。台湾在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它的经验不能直接复制到中国大陆，但足以反驳中文社会天生无法实行民主的论调。

中国的疆域、人口和地区差异，要求更细致地设计地方自治、财政分配、少数群体权利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困难需要公开讨论。任何政党都不应因为问题复杂，就永久垄断提供答案的资格。

外部社会究竟能够做什么？

首先，应当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中共维持统治的利益分开。支持中国民主化，必须落实为对中国人表达、学习、交往和组织权利的支持。把中国学生、移民或海外华人视为天然可疑的人，只会伤害本应受到保护的人，也会使自由社会自己的原则失去说服力。

各国政府可以保护受到威胁的记者、律师和异议人士，维护大学与媒体的独立，抵制对海外公共讨论的恐吓。企业应当审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协助政治迫害，不能一面在本国宣传公民权利，一面把协助压制这些权利当作普通生意。针对具体侵权行为的追责，也应当依据证据、经过正当程序，尽量避免让普通民众承担代价。

对中国的外交仍然需要谈判与合作，尤其涉及核风险、气候和公共卫生时。但合作不应以放弃人权为前提，更不应要求其他社会接受北京对合法批评的定义。各国完全可以在某些事务上达成协议，同时明确要求释放因和平表达而被监禁的人、停止迫害、开放独立调查。

这些努力无法替中国人民制定改革时间表。外部政府也没有资格决定中国未来由谁执政。以战争强行改造一个核大国，会使所要保护的人首先暴露于灾难之中。民主化必须依靠中国社会自身的参与、组织与政治协商；国际社会的责任，是保护这种可能性，而非封死它。

还必须承认，结束一党垄断只是开始。没有独立司法、新闻自由和少数群体保障，选举也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工具。中国未来的任何政府，无论得到多少选票，都不能因此获得任意拘押反对者、压制地方社会或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利。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由决定。

一个民主的中国仍然会追求国家利益，也可能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尖锐争执。支持中国民主化，不能建立在“中国从此会服从西方”的期待上。它的正当性在于，中国人应当能够自由形成意见，决定政策，并在政府失败时将其更换。

世界需要认真支持这项权利，因为中国人的自由本身就值得争取，也因为全球安全不能长久寄托于少数掌权者的自我克制。

判断中国是否真正走向民主，可以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一个普通公民公开说出“我反对这个政府，它应当下台”之后，能否安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