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时，曾留下一项著名警告。

1961年1月，这位曾经指挥盟军登陆诺曼底的美国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公众，必须警惕军方与军工企业结合所形成的巨大权力。他为这种关系创造了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名称：军工复合体。

六十五年后，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审视。

今天，决定战争胜负的可能不再只是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战斗机，或者雷神公司生产的导弹。它也可能是云计算平台上的一套算法、一家私人企业控制的卫星通信网络，或者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科技公司开发的数据分析系统。

战争正在成为一种软件驱动的活动。而硅谷，正在进入过去属于五角大楼和传统军火商的权力中心。

2026年10月5日，《自然》杂志发表书评《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建立新的军工复合体》，讨论两部研究现代战争与私人科技权力的著作。评论作者克里斯·斯托克尔-沃克（Chris Stokel-Walker）提出的核心议题是：战争正在被重新塑造，影响力也在从国家向科技巨头转移。

这或许是理解21世纪战争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军火商不再只是制造武器

过去，军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相对容易理解。

政府提出军事需求，企业设计和制造装备，军方购买并投入使用。双方之间当然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但军用装备的生产与部署，通常仍由国家机构主导。

人工智能改变了这种分工。

现代军队需要的不仅是坦克、飞机和导弹，还需要处理卫星图像、识别目标、分析通信数据、预测后勤需求，以及将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整合成实时战场画面。

这些能力，恰恰是大型科技公司最擅长的领域。

亚马逊、微软和谷歌拥有庞大的云计算基础设施。Palantir长期向政府和军方提供数据分析软件。Anduril等新兴国防科技企业则试图将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无人系统结合起来。

它们销售的并不总是一件能够被拍照展示的武器。有时候，它们提供的是让整个军事系统运行得更快的软件。

这意味着，国家可能仍然拥有导弹，但越来越依赖私人企业提供的信息系统来决定如何使用它们。

这里存在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权力变化。

传统军火商交付一架战斗机后，军方可以在很长时间内自行维护和使用。相比之下，依赖云计算、持续更新和专有模型的软件系统，可能让军队长期依赖供应商。

当一家公司掌握系统维护、软件更新和关键技术接口时，它拥有的影响力就不再局限于商业合同。

乌克兰战争揭示了新的依赖关系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世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商业科技基础设施对一场现代战争的重要性。

卫星互联网帮助维持通信，无人机提供战场侦察，商业卫星图像协助追踪军事部署，数字平台则成为信息传播和网络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技术并非全部来自传统军工体系。

其中一些原本面向普通消费者或商业客户，却在战争爆发后迅速成为军事行动的重要工具。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SpaceX旗下的Starlink卫星互联网系统。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网络连接，更在于让高度分散的军事单位能够在传统通信设施受损的情况下保持联系。

但这种依赖也引出一个问题：当私人公司拥有决定关键服务能否持续提供的技术与合同权力时，国家的军事自主权究竟有多大？

企业可能因为法律、合同、安全或政治因素限制服务。政府则可能因为缺乏替代方案而难以迅速摆脱依赖。

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科技企业能够随意决定战争的进程，却说明私人技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

过去，政府担心外国军队切断补给线。今天，它还必须考虑软件供应商、卫星网络运营商和云服务提供者的决策。

谁来为算法造成的死亡负责？

人工智能进入战争之后，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机器能否识别目标，而是谁应当为识别错误承担责任。

现代图像识别系统可以迅速处理大量无人机和卫星画面，从中发现车辆、建筑物或其他疑似军事目标。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缩短情报分析所需的时间。

但速度并不等于准确。

算法可能误判目标，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战场信息也可能不完整。即使系统给出的判断具有很高的统计置信度，也不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国际人道法所要求的区分、比例和预防义务。

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地将民用车辆识别为军事目标，造成平民死亡，责任应当如何划分？

是开发模型的工程师、购买系统的政府、负责部署的军官，还是最终批准攻击的操作人员？

现有法律并非完全没有答案。国际人道法对交战方及其指挥人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使用人工智能而消失。

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在复杂的软件供应链中建立透明、可审计的责任机制。

当军事决策涉及商业模型、保密算法和无法向公众披露的数据时，外界甚至可能难以知道一项判断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技术提高了行动速度，却可能降低公众追究责任的能力。

两本书，两种观察战争的方式

Bytes and Bullets

《字节与子弹：全球竞争、私人科技与现代战争的未来》

作者：史蒂夫·费尔德斯坦（Steve Feldstein）

Monoray，2026年。讨论技术扩散如何改变国家间的军事竞争。

Valley of Death

《死亡之谷：大型科技公司如何推动战争的未来》

作者：莎伦·温伯格（Sharon Weinberger）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2026年。聚焦硅谷与美国国防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利益关系。

两本书的切入点有所不同。

费尔德斯坦关注的是全球权力竞争。他试图说明，人工智能、无人机和先进半导体等技术不再完全由少数超级大国垄断。商业技术的扩散，让较小的国家乃至非国家组织也有机会获得过去难以想象的军事能力。

这是一种对传统军事优势的挑战。

温伯格则将目光转向美国国内。她追踪硅谷企业、风险投资人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揭示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长期以反官僚、反建制形象示人的科技产业，其成长历史与美国政府的资金和军事需求有着深刻联系。

SpaceX是这一转变的典型案例。它以商业方式研发火箭，再向政府提供发射服务，并保留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权。

Anduril则试图把创业公司的产品开发模式带入国防领域，直接挑战传统军工承包商。

这种模式可能推动创新、缩短采购周期，却也使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两本书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一方面，军事技术正在变得更容易获取；另一方面，控制关键技术的企业正在获得更大的谈判权。

硅谷从反战走向军工

科技行业与军事机构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顺利。

2018年，谷歌员工曾公开反对公司参与美国国防部的Project Maven项目。该项目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影像，帮助军事情报人员识别画面中的信息。

员工抗议迫使谷歌重新审视相关合作。

但这并未阻止整个科技行业继续进入国防市场。Palantir等企业愿意承担类似业务，其他科技公司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与政府安全部门的合作。

这里值得思考的，并不是科技公司是否应该完全远离国防。

任何国家都有保护自身安全的合理需求。新技术也可能帮助军队减少误判、改善防御和保护士兵生命。

真正的问题是，商业利益如何影响军事决策。

一家科技企业的目标是增长收入、扩大市场并为股东创造回报。国家使用军事力量，则应受到法律、民主监督和公共利益的约束。

两种逻辑并不总是一致。

如果战争成为一门利润丰厚、持续扩张的生意，科技公司就可能拥有推动军事技术不断部署的商业动机。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当年警告的现代版本。

中国是这场竞争中无法回避的力量

这两本书对于中国读者还有另一层意义。

费尔德斯坦的论述并不局限于美国。他将中国的技术能力增长，以及其他国家在无人机、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方面的追赶，视为美国优势受到挑战的重要原因。

中国拥有庞大的电子制造业、无人机产业链和人工智能研发体系。它在许多领域既是技术竞争者，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

这使美中科技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

当年的美国与苏联拥有相对分离的经济和技术体系。今天，中国与美国在半导体设备、科研人才、商业软件和全球市场上存在复杂联系。

华盛顿可以限制先进芯片出口，却难以通过一道行政命令切断所有技术知识的传播。

北京可以推动关键技术国产化，却也无法轻易摆脱全球科研合作和国际产业链的影响。

因此，未来军事竞争可能越来越取决于谁能把科研能力、工业生产、软件开发和实际战场需求结合起来，而不只是哪个国家拥有更多昂贵的传统武器。

但技术能力越强，国家也越需要面对相同的责任问题：如何防止人工智能被滥用于大规模监控、错误识别和缺乏充分人为控制的致命行动。

这些问题不因政治制度不同而消失。

两本书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从《自然》书评和已公开的出版资料来看，这两部著作的价值，在于把技术竞争重新放回政治权力的背景之中。

它们提醒读者，人工智能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运行的工具。算法由企业开发，企业受到投资者和市场驱动，而国家则试图将这些技术转化为战略优势。

但这种分析也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把科技公司描述成已经取代国家的新统治者。

至少目前，国家仍然掌握法律、税收、军队组织和战争授权等核心权力。大型科技企业拥有的，是不断扩大的技术影响力，而不是完整的国家主权。

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国家与科技企业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利用，也相互制约的新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产生更有效的防御技术，也可能削弱公众对军事决策的监督。

两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预言哪家公司会成为下一代军火巨头，而在于迫使读者重新思考一个旧问题：当私人财富与国家军事力量结合时，谁来约束这种权力？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军工复合体，主要由军方、传统承包商和政治机构组成。

今天，这张网络里又加入了云计算公司、人工智能实验室、卫星运营商和风险投资基金。

新的军工复合体未必会以坦克工厂或导弹生产线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坐落在一间看起来与普通科技创业公司没有区别的办公室里。

里面的人讨论模型性能、软件迭代和融资估值。

而他们开发的产品，最终可能决定千里之外一个人的生死。

这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值得警惕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