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市的冷藏柜里，一块三文鱼肉很难让人联想到西非的渔船。

包装上可能印着清澈的海水、现代化养殖设施，以及关于可持续生产的承诺。消费者看到的是一种营养丰富、供应稳定的食品。

但在这块鱼肉抵达餐桌之前，可能已经有另一批野生鱼类被捕捞、煮熟、压榨、烘干，最终磨成粉末。

它们可能来自秘鲁沿海，也可能来自西非海域。它们原本可以成为当地居民的食物，也可以留在海洋里，继续支撑更大的鱼类、海鸟和其他海洋生物。

如今，它们成了养殖场的饲料。

这是水产养殖业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进入普通消费者视野的矛盾：人类发展养鱼业，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对野生鱼类的捕捞，但某些养殖方式本身，仍然需要大量野生鱼类作为投入。

10月14日，调查记者伊恩·厄比纳（Ian Urbina）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其创办的“非法海洋”项目（The Outlaw Ocean Project）针对全球鱼粉和鱼油供应链展开的大规模调查。

调查团队称，他们识别了1400多家鱼粉加工厂、2400多艘相关船只，并在超过250家海鲜企业的供应链中发现有记录的违法行为或其他严重问题。

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所有水产养殖企业都参与违法活动，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当一种食品被宣传为可持续生产时，我们究竟计算了哪些成本，又忽略了哪些成本？

一场本应拯救海洋的产业革命

过去几十年，水产养殖迅速扩张。

从中国的池塘养鱼，到挪威的海上三文鱼网箱，再到印度和东南亚的大规模对虾养殖，人工养殖已经成为全球水产品供应的重要支柱。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22年全球水产养殖动物产量首次超过捕捞渔业的水生动物产量。

这一变化具有历史意义。

它意味着，人类获得鱼类和其他水产品的方式，正在发生类似陆地畜牧业曾经经历过的转变：从主要依靠捕获野生动物，转向越来越多地依靠人工养殖。

但水产养殖与陆地农业存在一个重要区别。

牛羊可以吃草，鸡可以食用谷物，而三文鱼等肉食性鱼类需要蛋白质和脂肪来源。长期以来，鱼粉和鱼油是满足这些营养需求的重要饲料原料。

一条养殖鱼背后的供应链

问题并非所有养殖鱼都需要大量野生鱼。

鲤鱼、罗非鱼、贝类和海藻等品种具有不同的养殖方式，许多养殖系统并不依赖高比例鱼粉。现代饲料配方也在逐渐减少鱼粉和鱼油的使用。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工业化养殖不断扩大，某些产业是否将环境压力从养殖场转移到了更遥远的捕捞海域。

西非的鱼，被送去喂养别处的鱼

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冈比亚沿海，小型鱼类不只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它们还是当地居民最便宜、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

许多家庭依靠捕捞、加工、运输和销售这些鱼类维持生计。

沿海村镇的经济结构，也围绕渔业逐渐形成。

但随着鱼粉产业扩张，越来越多的鱼被送往加工厂，而不是进入当地食品市场。

“非法海洋”项目的调查指出，部分外国渔船涉嫌在禁渔区作业、规避捕捞配额，或者关闭船舶定位设备，以逃避监管。

调查还提及毛里塔尼亚环保人士阿里·巴卡尔的经历。

2025年，他在社交媒体上质疑一艘外国渔船涉嫌在保护区内非法捕鱼，随后遭到拘押。

这起事件令人关注的，不只是渔业监管是否有效，还包括公众能否安全地监督那些可能影响社区生计的商业活动。

渔业资源减少的后果，最终由当地家庭承担。

当近海鱼越来越难捕，渔民收入下降，部分人可能被迫寻找其他工作，甚至考虑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

但必须指出，西非移民潮由就业、收入、政治、气候和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不能把人口迁移完全归因于鱼粉产业。

鱼类资源衰退是部分沿海社区面临的重要压力，却不是所有移民决定的唯一原因。

工厂里的代价：死亡、污染与社区抗议

渔船将鱼送上岸之后，另一种风险才刚刚开始。

在鱼粉厂里，大量鱼类被蒸煮、压榨和干燥，最终变成便于运输和储存的高蛋白粉末。

这一过程需要处理大量容易腐败的有机物。

如果工厂缺乏充分的废气治理、污水处理和安全管理，周围社区就可能长期暴露于恶臭和污染之中，工人也可能面临有毒气体、机械伤害和火灾风险。

在秘鲁，调查团队记录了多起鱼粉产业工人死亡事件，其中包括工人在卸载鱼类时因有毒气体窒息死亡的案例。

在印度，部分沿海社区长期抗议鱼粉厂排放的恶臭和废水。

2024年，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场围绕水产加工设施的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

今年10月，环境新闻网站Mongabay发表的相关调查指出，2018年至2024年，印度至少30家鱼粉厂与环境违规或其他法律问题有关，调查还记录了18起相关社会冲突事件。

这些问题提醒人们，海鲜的环境成本不只存在于海洋里。

它还可能出现在工厂旁的村庄、受到污染的河流，以及缺乏劳动保护的生产车间。

不过，污染物的具体健康危害必须依据物质种类、浓度和暴露时间判断。不能仅凭工厂存在腥臭气味，就断定附近居民必然患癌或已经受到特定疾病伤害。

中国：世界最大的养殖生产国，也是全球饲料链条的重要一环

中国在全球水产养殖业中占据特殊地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4年发布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生动物生产国。中国的养殖产业覆盖淡水鱼、对虾、贝类和多种海水鱼，养殖方式之间差异很大。

从广东、福建沿海的养殖设施，到新疆的冷水鱼养殖项目，中国水产养殖正在向不同地理环境扩展。

其中，新疆利用部分地区的冷水、微咸水资源发展养殖业，受到官方媒体广泛宣传。

这些项目体现了水产养殖技术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能力，但同样需要回答水资源使用、废水处理、饲料来源和劳动条件等问题。

“非法海洋”项目的调查还追踪了部分中国海鲜企业与美国进口商之间的供应关系，并提出有关新疆劳工风险的指控。

相关企业否认参与强迫劳动，表示遵守适用法律。

在报道这些问题时，需要明确区分供应链存在商业联系、企业受到监管限制，以及具体产品被证明使用强迫劳动这三种不同情况。

前者不能自动证明后者。

但调查揭示了全球供应链一个现实难题：即使零售商能够追踪最终产品的加工厂，也未必能够完整掌握养殖饲料原料来自哪一艘船、哪一家工厂，以及这些设施是否存在劳工或环境违规。

这意味着，供应链透明度必须向更上游延伸。

为什么消费者几乎看不见这些问题？

一块养殖三文鱼的包装，可能标注产地、重量、营养成分和养殖方式。

但消费者通常看不到它使用过什么饲料，更不知道饲料中的鱼粉来自哪一片海域。

这种信息缺失，使得部分供应链风险难以进入购买决策。

对于零售商来说，问题同样复杂。

一家大型超市可能与海鲜加工商签订合同，而加工商又从养殖企业采购产品。养殖企业购买饲料，饲料生产商再从鱼粉供应商取得原料。

每增加一层供应关系，追踪难度就进一步提高。

调查团队认为，一些企业对外宣传的可持续性承诺，与其供应链中被记录的违法行为或其他风险之间存在落差。

但这里同样需要区分：供应链中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最终销售的每一件产品都不安全，也不意味着所有相关企业直接参与违法活动。

真正值得推动的，是建立更透明、可核查的采购制度，让消费者、监管者和企业能够识别具体风险，而不是只能依赖包装上的营销语言。

养殖业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

指出水产养殖存在问题，不意味着人类应该放弃养殖海鲜。

恰恰相反，在全球人口增长、野生渔业资源承压的背景下，管理良好的水产养殖仍然可能是重要的食品供应方式。

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强调，水产养殖能够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但未来扩张必须重视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

改革方向已经相当明确。

首先，应当减少对专门捕捞野生鱼类制作饲料的依赖。水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鱼头、鱼骨和其他副产物，可以成为部分鱼粉原料。根据粮农组织数据，2022年全球约34%的鱼粉产量来自加工副产物。

其次，可以扩大藻类、微生物蛋白、昆虫蛋白及其他替代饲料的研究与应用。但这些技术仍需解决成本、规模化生产和营养配方等问题。

第三，发展贝类等不需要人工投喂鱼粉的养殖品种，有助于降低对野生饵料鱼的需求。

最后，政府和大型采购企业需要将监管范围从最终养殖场延伸到捕捞船、鱼粉厂和饲料制造商。

真正的问题，是谁为廉价海鲜付出代价

现代食品工业有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

它可以将数千公里之外捕捞的鱼类，加工成饲料，运送到另一个国家的养殖场，最终生产出价格相对稳定的海鲜，送到消费者面前。

这种全球化供应链提高了食品生产效率，也让更多人能够获得动物蛋白。

但效率不等于所有成本都已经被计算。

当西非渔民失去传统渔场，当工人因为缺乏安全措施而死亡，当工厂附近居民承受污染，最终海鲜的零售价格未必能够反映这些损失。

这正是“非法海洋”项目调查最值得重视的发现。

问题不在于消费者吃海鲜本身有什么过错，也不在于所有水产养殖都不可持续。

问题在于，一个不断扩大、跨越多个国家的食品产业，是否建立了足够透明的制度，确保它不会把利润留在供应链下游，却把环境和人权成本转嫁给上游社区。

水产养殖曾经承诺，通过养更多的鱼，让人类少从海洋捕捞。

这个目标仍然值得追求。

但如果养殖规模的增长，继续建立在对野生鱼类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劳工权益的忽视之上，那么我们所做的，可能只是把捕捞压力转移到了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

真正可持续的海鲜，不仅应该来自管理良好的养殖场，也应该拥有一条经得起追查的饲料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