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人生曾经是一条看得见终点的道路。

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城市里买房，然后结婚、生育、建立自己的家庭。

这条道路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成功，却曾经为无数家庭提供了一种值得相信的未来。

父母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积蓄，年轻人愿意忍受漫长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因为他们相信，今天付出的代价，终有一天能够换来更好的生活。

如今，这种信念正在动摇。

大学学历不再意味着体面的工作，努力加班未必能够换来升职加薪，买房不再是年轻人必然追求的人生目标，婚姻和生育也越来越容易被推迟。

在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长期调整和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面对的，不只是收入增长变慢。

更深刻的变化是，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通过遵循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获得上一代人曾经拥有的机会。

这种怀疑正在重塑中国社会。

大学毕业，为什么成了人生最不确定的时刻？

过去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

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接受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

对许多家庭而言，大学文凭不仅代表知识和技能，更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

但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却未必能够同步增长。

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近年来持续创下新高。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22万人，2026届进一步增至约1270万人。

这意味着，仅一年时间，就有超过一千万人从高校进入就业市场。

他们竞争的不只是企业岗位，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和各类专业技术职位。

许多年轻人发现，拥有大学学历已经不够。

招聘岗位可能要求实习经历、专业技能、名校背景，甚至在入门级岗位上提出与实际工作不相称的经验要求。

于是，一些人选择继续读研，一些人准备公务员考试，还有一些人反复参加招聘，却迟迟找不到符合预期的工作。

更高的学历，正在成为竞争中的必要条件，却不再是成功的充分保证。

问题并不是年轻人不愿意工作，而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期待的职业与市场能够提供的机会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

失业数字之外，还有看不见的失落

衡量青年就业状况，失业率是重要指标，却不是完整答案。

2023年，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达到21.3%。随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青年失业率统计口径，改为公布不包含在校学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

这意味着，新旧数据不能直接比较。

即使失业率下降，也不必然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质量得到同等程度的改善。

一个大学毕业生可能已经找到工作，但岗位与所学专业无关，收入难以覆盖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另一个年轻人可能从全职岗位转向短期合同、平台零工或临时性工作。

还有人虽然没有失业，却长期缺少晋升机会，担心企业裁员，不敢轻易换工作。

他们都可能被统计为就业人口。

但在个人生活中，就业与拥有稳定未来，并不是同一件事。

中国年轻人面对的困境，因此不能简单归结为“有没有工作”。

更重要的是：工作能否提供足够的收入、合理的劳动保障，以及对未来几年生活的可预期性？

当一份工作只能帮助年轻人维持眼前开支，却无法让他们积累储蓄、改善居住条件或承担家庭责任时，就业本身也很难重新建立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18.9%的青年失业率，意味着什么？

2026年8月，中国16至24岁、不包含在校学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18.9%，较7月上升一个百分点。

同期，25至29岁群体的失业率为7.5%，30至59岁群体则为3.9%。

这组数字揭示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个鲜明的年龄差异：年轻人面对的就业困难，明显高于处于职业中期的劳动者。

官方指出，夏季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是青年失业率季节性上升的重要原因。

这一解释有其统计依据。每年夏天，大批毕业生集中求职，都会对就业数据产生影响。

但季节性因素无法解释全部问题。

近年来，房地产、互联网平台、校外教育培训等曾经吸纳大量年轻白领的行业，经历了深刻调整。

房地产市场低迷，不仅减少了开发商的招聘需求，也影响建筑设计、营销、金融服务和相关专业岗位。

互联网企业在经历高速扩张之后，更加强调成本控制和经营效率。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开始改变客服、行政、内容制作、基础编程和数据处理等工作的组织方式。

对于已经拥有多年经验的员工，人工智能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

但对于刚进入职场、需要从基础岗位积累经验的年轻人，它也可能减少传统的入门机会。

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造成中国青年失业的主要部分。当前缺乏足够证据对其影响作出这样的量化判断。

然而，当企业同时面临需求疲弱、成本压力和自动化选择时，减少初级岗位招聘，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风险。

经济仍然能够增长，却未必能创造足够多符合年轻人教育背景和收入预期的工作。

这正是中国青年就业问题中最难处理的矛盾之一。

努力工作不再保证回报，“内卷”因此成为日常

中国年轻人经常使用一个词描述自己的处境：内卷。

它并不只是抱怨工作辛苦。

更准确地说，内卷描述的是一种竞争不断加剧、但竞争者整体收益未必随之增加的状态。

一个岗位原本只要求本科学历，后来开始偏好硕士。

一份工作原本可以按时下班，后来加班逐渐成为不成文的要求。

一场考试原本只是进入某个行业的途径，后来变成数十万乃至更多人争夺有限机会的竞争。

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来提高自己的胜算。

但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个人付出的成本增加了，最终能够获得的岗位和机会却没有相应增加。

于是，年轻人可能比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学历、更多技能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却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经济安全感。

这种落差尤其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挫败。

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现实生活不如预期，还会让人怀疑过去多年努力的意义。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一种普遍观念，是个人奋斗与社会进步大体上朝着相同方向运行。

即使一个人起点不高，只要愿意学习、工作和储蓄，就有机会逐步改善生活。

当经济进入较低增长阶段，这种关系不再那么稳定。

年轻人仍然被要求努力，却越来越难确定努力能够带来什么。

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某一份工作或某一次晋升机会。

还有对人生能够按照既定顺序向前发展的信心。

买房、结婚、生育，正在变成可以无限推迟的决定

在过去的中国城市社会，拥有住房常常被视为成家立业的重要条件。

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年代，年轻人即使难以独立承担首付款，也可能相信，早买房意味着未来拥有一项不断升值的家庭资产。

父母因此愿意拿出多年积蓄，帮助子女完成购房。

但当房地产市场长期调整，这套逻辑开始改变。

对于尚未买房的年轻人，房价下跌未必立即意味着生活变得更容易。

如果收入不稳定、工作可能发生变化，即使房价下降，承担长期房贷仍然是一项重大风险。

而对于已经购房的人，资产价格下跌可能削弱家庭财富和消费意愿。

住房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居住问题。

它也影响年轻人对婚姻、子女和未来生活地点的选择。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792万人，全国人口连续第四年减少。

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数量同比下降6.2%。

这些变化不能全部归因于经济压力。婚育观念变化、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城市生活方式转型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同样发挥作用。

但经济不确定性无疑增加了年轻人作出长期承诺的难度。

结婚意味着共同承担家庭开支。

生育意味着长期的教育、住房、医疗和照护成本。

如果一个人连未来两三年的职业收入都无法预测，就很难轻松规划未来二十年的家庭生活。

因此，年轻人推迟婚育，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往亲密关系或家庭生活。

对一些人来说，只是因为他们越来越难承担建立家庭所需要的经济风险。

回到父母家，成为一代人的缓冲地带

当年轻人无法顺利进入稳定就业，家庭往往成为最后一道保障。

一些大学毕业生选择回到家乡，与父母共同生活。

另一些人在大城市工作，却仍然需要父母帮助支付房租、住房首付款或日常开支。

还有人暂时退出求职市场，准备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重新学习职业技能。

这些选择经常被概括为“慢就业”“缓就业”，有时也被贴上“啃老”的标签。

但这种分类过于简单。

对于确实拥有其他发展计划的人，暂时不就业可能是主动选择。

对于长期求职失败、缺乏收入来源的人，回家则可能是一种被迫的风险控制。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在中国，家庭长期承担着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重要经济责任。

当劳动力市场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稳定机会时，这些压力便会进一步回到家庭内部。

父母可能动用退休储蓄帮助成年子女生活。

年轻人则可能因为持续接受家庭支持而感到愧疚，甚至逐渐减少与朋友和社会的联系。

这不仅影响个人独立，也改变了代际关系。

一个原本期待通过子女教育改善家庭命运的家庭，可能发现自己在孩子毕业多年之后，仍然需要承担持续的经济支持。

教育投资的回报周期被拉长，甚至变得不确定。

他们并非不愿奋斗，而是不再相信奋斗必然有回报

过去几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描述年轻人生活态度的词汇。

从“躺平”到“摆烂”，从“内卷”到“上岸”，这些词语反映了不同群体对竞争、就业和生活压力的理解。

它们容易被解读为年轻人缺乏进取心。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共同主题：对努力与回报之间关系的怀疑。

所谓“上岸”，原本意味着通过考试或求职进入相对稳定的岗位。

这个词之所以流行，恰恰说明稳定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当一个普通岗位被视为摆脱不确定性的终点，意味着年轻人对职业发展的期待已经发生变化。

他们不再只是追求更高薪水或更快晋升，而是希望首先确保自己不会轻易失去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选择自由职业、平台工作、短期项目或低消费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也未必都在拒绝劳动。

一些人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另一些人则是在传统职业路径变得难以进入之后，努力寻找替代方案。

把所有这些选择都归结为年轻人不够努力，会忽略经济结构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年轻人是否还愿意竞争，而是社会能否为他们提供足够多值得竞争的机会。

中国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失落的一代”吗？

“失落的一代”是一个带有强烈历史意味的说法。

它通常用来描述经历重大社会变动之后，对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未来预期产生深刻怀疑的一代人。

将这个词用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能够概括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但也存在过度概括的风险。

中国并非所有年轻人都陷入失业或贫困。

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部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仍然在创造就业机会。

一些拥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正在新产业中获得过去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就业补贴、职业培训和服务业发展政策，试图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2026年前九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达到全年目标的87.7%。

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并非整体停止创造就业。

但宏观就业增长与青年群体的实际感受之间，仍然可能存在巨大距离。

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未必出现在毕业生希望生活的城市，也未必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匹配。

岗位数量增加，也不能自动保证工资、劳动保障和职业发展前景改善。

因此，所谓“失落”，更准确地说，并不是整整一代人都失去了工作或未来。

而是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社会曾经向他们展示的上升路径，已经变得更加狭窄和不确定。

这种失落既有物质层面的原因，也有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后果。

它可能表现为减少消费、延迟婚育、降低职业期待，也可能表现为对社会流动机会的怀疑。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多年，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可能远远超过一段时期的失业统计。

比经济增长放缓更严重的，是社会流动预期下降

一个社会可以承受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速。

但如果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无论多么努力，都难以改善生活，那么经济问题就可能演变成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社会流动预期，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撑。

人们愿意接受教育、投入劳动、创业、承担风险，往往因为他们相信，未来有机会比今天更好。

这种信念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富人。

它只需要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多真实、可见的改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恰恰建立在这种大规模向上流动的经验之上。

农民进入城市，工人成为技术人员，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进入专业职业，中小企业主通过市场扩张积累财富。

这种经历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观念。

但今天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面对的是另一种经济环境。

城市化速度放缓，房地产不再持续创造财富效应，部分传统行业收缩，优质岗位竞争更加激烈。

当就业机会、家庭背景和城市资源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重要时，年轻人可能开始怀疑，个人努力能否弥补起点差异。

这会影响他们对教育、就业乃至社会制度的信任。

如果一个社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稳定而不是创新，规避风险而不是创业，减少长期承诺而不是扩大投资，那么这种变化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

年轻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不只是经济下行的结果。

它也可能成为经济持续疲弱的原因之一。

要恢复年轻人的信心，不能只要求他们改变心态

中国政府已经将就业置于经济政策的重要位置。

扩大服务业就业、支持高校毕业生、发展职业培训和新兴产业，都是当前政策方向的一部分。

这些措施可能改善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处境。

但如果希望真正恢复一代人对未来的信心，仅仅增加岗位数量还不够。

年轻人需要的是能够支持独立生活的收入，是相对公平和透明的招聘环境，是合理的劳动保障，以及在失业或职业转换期间能够发挥作用的社会安全网。

他们还需要能够负担的住房、医疗和育儿服务。

否则，即使找到工作，许多人仍然可能因为生活成本和未来风险过高，而不愿作出长期消费与家庭决定。

更深层的挑战，是让经济增长的成果重新转化为普通劳动者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改善。

如果企业盈利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主要表现为减少入门岗位；如果家庭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本应由社会制度分担的风险，那么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就很难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青年就业问题并不只是人力资源政策的问题。

它与经济增长模式、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紧密相连。

他们失去的，是对明天会更好的确信

中国年轻一代成长于一个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时代。

他们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更多样化的生活选择。

但他们也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比过去更加不确定的职业和经济前景。

对于一些人来说，成功不再意味着买下一套房子、拥有体面的职位或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他们开始重新定义生活，希望获得更多个人时间、更低的经济压力和更大的选择自由。

这种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失败。

但如果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是因为拥有更多选择，而是因为缺少现实机会，才被迫放弃原本希望实现的人生目标，那么这就值得整个社会警惕。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产业仍在升级，技术仍在进步。

然而，宏观经济指标无法替代个人对生活的判断。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世界领先的高铁、工厂和人工智能技术，却仍然需要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

这些进步，是否让普通年轻人更容易找到工作、负担住房、建立家庭，并相信未来值得期待？

一代人真正的失落，不是他们没有取得父母曾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对中国而言，恢复这种信心，可能比实现某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