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昆德尔镇，坐落着欧洲制药工业最后一道重要防线。
这里的山德士（Sandoz）工厂仍然使用发酵罐，从最初的生物发酵环节开始生产青霉素。欧洲其他大型生产商陆续关闭工厂或将生产转移至亚洲，使昆德尔成为欧洲最后一座能够完成青霉素全流程生产的大型基地。
如今，威胁它生存的不是技术落后，而是价格。
路透社10月21日的调查发现，中国制造商正以远低于欧洲生产商的价格供应青霉素及其原料药。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中国在欧盟青霉素及其衍生物进口中的份额，已从2019年的44%升至2025年的86%。
对于欧洲政府和医院而言，廉价抗生素意味着医疗支出减少。但对于仍在欧洲生产这些药物的企业，持续下降的价格正在侵蚀生存空间。
如果昆德尔最终关闭，欧洲可能失去大规模自主生产青霉素关键原料的能力。
青霉素生产需要大规模发酵、精密化学处理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也消耗大量能源。
昆德尔工厂的能源消耗相当于附近一座拥有13万多人口城市的用能规模。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能源密集型工业的平均电价比中国高出近50%。
劳动力、环保合规和规模化生产成本也构成差异。中国经过数十年的产业投资，形成了从化工原料、中间体到活性药物成分的庞大供应体系。
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制药企业过去为降低成本，主动将大量生产环节转移至亚洲。
换言之，中国今天的市场优势，并不完全是中国企业单方面建立的。欧洲企业自身的全球化采购策略，同样推动了这一结果。
但山德士认为，正常的成本竞争已经演变为不公平贸易。
今年3月，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中国部分阿莫西林原料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入欧洲市场，并获得政府补贴支持。
截至路透社报道时，欧盟委员会尚未正式宣布启动相关反倾销调查，也未就指控作出裁定。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经贸分歧应通过对话解决。
低价本身不是倾销的证据。 判断是否存在不公平贸易，需要核实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销售价格、补贴安排及其对欧洲产业造成的损害。
中国占欧盟青霉素及其衍生物进口的份额
按欧盟统计局进口数据计算
进口集中度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比贸易逆差更严重的问题：欧洲正在失去供应商之间的选择权。
山德士向英国议会提交的书面证据称，全球约90%的青霉素关键前体6-APA产自中国。即使一些抗生素最终在印度制成片剂，其上游原料也可能来自中国。
这意味着，从印度进口成品药，并不一定能消除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2022年，欧洲曾在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后遭遇阿莫西林短缺。2023年，欧盟委员会批准向昆德尔扩建项目提供2830万欧元支持，使其产能提高约20%。
但一次性补贴能够帮助企业扩大工厂，却无法保证工厂在未来十年持续盈利。
山德士向英国议会指出，如果欧洲采购制度始终以最低价格决定订单，即使工厂拥有足够产能，也未必能在商业上维持运营。
这正是欧洲医药供应链面临的悖论：政府一方面出钱维持本土产能，另一方面又通过低价采购制度削弱这些工厂的收入。
欧洲公共医疗体系长期重视控制药品支出。对于专利早已到期的青霉素等仿制药，采购价格往往成为决定合同归属的重要因素。
这一制度让患者受益，却可能导致供应商越来越少。
如果一家企业无法承担持续压低的价格，就会退出市场。剩余企业虽然能够扩大规模，却也使整个医疗系统更加依赖少数生产基地。
山德士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塞诺尔（Richard Saynor）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抱怨，一盒能够挽救生命的抗生素，售价有时甚至低于一包糖果。
公司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单纯提高关税，而是改变采购规则：让政府在评估药品价格时，同时考虑供应来源、生产地点和应对突发需求的能力。
德国已经开始尝试在部分药品采购中保留欧洲原料药生产的份额。这种制度可能增加短期采购成本，却能减少单一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不过，保护欧洲生产商也有代价。倘若反倾销措施推高进口药品价格，而本土工厂又无法及时扩大供应，欧洲医院和患者可能首先承担成本。
对青霉素而言，供应链安全并不是抽象的国家安全概念。
这类抗生素仍广泛用于治疗细菌感染，也支撑着手术、重症监护和癌症治疗中的感染防治。
一旦关键原料供应中断，生产商很难立即寻找替代来源。新供应商需要完成质量验证和监管程序，已经关闭的发酵工厂也不可能在几周内重新启动。
欧洲真正需要解决的，因此不是如何彻底摆脱中国抗生素，而是如何避免在关键药品上只剩一个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确实降低了全球医疗成本。欧洲也有充分理由要求本土生产获得合理的生存空间。两者并不必然矛盾。
可行的选择包括长期采购合同、多供应商制度、关键原料储备，以及对维持应急产能提供明确补偿，而不只是依赖关税。
昆德尔工厂的未来，将检验欧洲是否愿意为这种供应保障付费。
过去数十年，欧洲采购制度一直在追求更便宜的药品。如今，它必须回答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当最便宜的供应商成为几乎唯一的供应商，低价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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