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早晨的上班高峰有一种不同于许多国际大都市的景象。

城市道路上，自行车与汽车各自沿着专门的车道前行。有人穿着工作服去上班，有人骑着载货自行车送孩子上学。

骑车并不只是周末的休闲活动，而是日常交通的一部分。

一个人不一定需要拥有汽车，才能在城市里正常生活。

学校、医院、公园和公共交通，构成了许多居民熟悉的日常生活。

这座城市当然不是没有烦恼。住房费用、冬季漫长的阴暗天气，以及生活成本，仍然可能让居民感到压力。

但如果评判一座城市的标准，是它能否稳定地提供安全、医疗、教育和可靠的公共服务，哥本哈根具有显著优势。

2026年7月，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发布最新全球宜居城市指数。

哥本哈根以98分的总成绩，在173座城市中位居第一。

这是它连续第二年登上榜首。

排在第二的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第三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相比之下，一些拥有巨大经济体量、摩天大楼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反而没有进入前十。

纽约排名第66，香港排名第44，迪拜则降至第79。

榜单末尾是长期受到战争和经济困境影响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只有31.6分。

这些排名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算适合人类生活？

是拥有更多财富、更高的摩天大楼和繁忙的金融市场，还是让普通人在生病时能够看医生、孩子能够上学、每天出门不必担心安全？

EIU提供的答案，更接近后者。

而2026年的排名还揭示了另一种变化：一座城市的生活质量，不只取决于它建造了多少基础设施，也可能在一场战争爆发后迅速改变。

全球最宜居的十座城市，欧洲与澳大利亚占了七席

这份榜单有几个鲜明特征。

首先，排名靠前的城市并不一定特别庞大。

哥本哈根、维也纳、苏黎世和日内瓦，都不是以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压倒全球的大都市。

它们的共同优势，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达的医疗、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

其次，澳大利亚成为前十名中的突出赢家。

墨尔本、悉尼和阿德莱德分别占据第三、第四和第八名。

这意味着，仅澳大利亚一个国家，就拥有三座全球前十的宜居城市。

日本则有两座城市上榜：大阪排名第七，东京排名第十。

加拿大的温哥华位列第九，是北美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

美国没有任何城市跻身前十。

这一结果并不是说美国缺少富裕或者充满机会的城市。

相反，纽约、旧金山和其他美国大都会在金融、科技、文化与高收入职业机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但EIU衡量的并不是一座城市能够创造多少财富，而是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否稳定、便利且安全。

这两种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哥本哈根为什么第一？

哥本哈根今年得到98分，接近满分。

其中，社会稳定、教育和基础设施三个类别均获得100分。

医疗得分为96分，文化与环境为95分。

这些数字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城市生活的品质往往藏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

一条安全的自行车道，很难像一座新建的摩天大楼那样成为城市宣传片的主角。

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要送孩子上学，它可能比城市天际线更加重要。

一套可靠的医疗系统，不会每天制造轰动新闻。

但当居民突然生病、家庭需要紧急照护时，它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

同样，完善的公共教育能够减少部分家庭因子女教育产生的不确定性。

稳定的供水、电力和公共交通，也让人们能够更放心地安排生活。

这些设施并不需要每天令人惊叹。

它们最重要的特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时候都能正常运行。

这也是为什么一座城市是否宜居，不能只靠游客看到的景点来判断。

哥本哈根当然有漂亮的运河、历史建筑和吸引游客的餐厅。

但它能长期维持高排名，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而不是旅游宣传。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哥本哈根就是全世界每个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对于一个正在寻找高薪科技工作的年轻人，旧金山或许拥有更多职业机会。

对需要依靠较低生活成本创业的人来说，东南亚某些城市可能更有吸引力。

而对于不习惯北欧漫长冬季的人，即使城市公共服务再完善，哥本哈根也不一定是理想住所。

宜居排名提供的是一套统一指标下的比较，并不是替所有人作出移居决定。

维也纳排第二

在被哥本哈根超越之前，维也纳曾多年占据全球宜居城市榜首。

2018年、2019年，以及2022年至2024年，它都曾获得第一名。

2026年，维也纳以97.1分位居第二，仅落后哥本哈根0.9分。

维也纳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都获得满分。

这座城市的优势，也不是通过某一个新建的大型项目突然形成的。

奥地利首都有悠久的公共交通传统，城市内部拥有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网络。

它还拥有庞大的市政及受公共政策支持的住房体系。

这种历史形成的公共服务模式，有助于降低部分居民在交通、居住和日常生活上的压力。

但必须区分的是，维也纳的公共住房政策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却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立即获得低价住房。

租房资格、等待时间以及市场租金，依然会影响不同家庭的居住体验。

EIU的排名也没有把住房负担能力单独设为一个与稳定或医疗同等权重的大类别。

它对优质住房的可获得性有所评估，但不能代替对房价收入比、租金压力以及低收入家庭居住困难的专门研究。

这一局限，对理解所谓“全球最宜居城市”尤其重要。

一座城市可以拥有优质医院、稳定电网和完善的学校，却依然让某些年轻人难以买房或租到合适的住所。

因此，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的高分，证明了它们在EIU所衡量的公共服务与生活环境方面表现出色。

但它不能证明两座城市已经解决了所有社会问题。

东京进入前十

今年榜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来自日本。

东京上升三位，进入全球前十，排名第十。

大阪则以96分位列第七。

与哥本哈根、维也纳和日内瓦不同，东京是一座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

巨大的人口规模通常会给城市带来明显压力。

道路拥堵、住房紧张、公共交通负荷、犯罪治理和基础设施维护，都可能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得复杂。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城市，未必能够在宜居指数中取得特别高的排名。

东京的表现因此具有特殊意义。

它证明，一座大型都市即使拥有复杂的交通网络和极高的人口密度，也可以通过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

在EIU的评分中，东京的稳定、医疗和教育类别均达到100分。

东京今年排名上升，主要还与文化及环境项目的得分改善有关。

大阪也在稳定、医疗和教育三个类别获得满分。

这并不意味着东京居民没有生活压力。

东京部分住宅区域的房价、日常通勤，以及日本职场文化带来的工作负担，仍可能影响不同人群的幸福感。

但它至少说明，人口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下降。

城市治理的能力，同样可以改变人口密度带来的结果。

对那些仍在迅速城市化的亚洲国家而言，东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经验：城市不一定需要控制到很小的规模，才能让居民获得稳定、便利的生活。

香港第44、新加坡第26

对于全球华人读者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同样值得关注。

新加坡今年位列第26。

香港排名第44。

两座城市的名次与去年相比都没有变化。

它们同样是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拥有发达的公共交通、医疗体系和全球航空连接。

但在EIU的评价中，两者都受到“文化与环境”类别的限制。

EIU在官方说明中明确把部分限制归因于政治自由受到严格约束。

其“文化与环境”指标并不只评价公园、餐馆或空气质量，还包括审查、社会及宗教限制、腐败程度和日常文化活动等因素。

因此，一座城市拥有发达的商业设施和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宜居指标上都能得到同样高的评价。

不过，香港的第44名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香港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全球排名。

香港有独特的住房问题。

对租金或按揭支出占收入比重很高的家庭来说，居住空间和经济压力可能比城市整体基础设施评分更加重要。

一位居住在宽敞住宅、享有优质医疗保障的专业人士，与一个需要承担高额租金的年轻家庭，即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新加坡同样如此。

它的城市治理、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受到国际关注，但住房资格、生活成本、就业身份和收入差异，也会影响居民与外来工作者的实际处境。

尤其对于计划移居的华人家庭，城市排名只能是参考资料之一。

学校是否接受孩子入学、家属能否取得居留资格、医疗保险如何安排，以及工资是否足以覆盖住房和日常开销，往往比榜单上的名次更直接地决定生活质量。

中国城市集体进步

与中东城市的整体退步形成对比，中国城市是今年排名改善最明显的群体之一。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纳入2026年指数的19座中国城市，医疗类别评分全部有所提高。

其中五座城市的医疗得分已经超过80分。

福州排名上升七位，达到全球第93名，是本届榜单进步幅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无锡、南京和珠海，也进入了年度排名上升较明显的城市之列。

EIU将这种进步主要归因于中国持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改善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推动居民在较近距离内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分数上。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医院是否容易到达、常见疾病能否及时诊治，以及城市周边是否拥有足够的基层医疗设施，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一座城市即使已经拥有高铁、机场和大型商业中心，如果居民看病仍然困难，其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相反，医疗网络的改善，可能使一座并非全国经济中心的城市逐渐获得更高评价。

但在其他方面，中国城市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EIU指出，环境问题以及其所评价的公共自由和监控环境，继续影响相关城市的综合得分。

这些评价属于EIU的指标框架，并不是中国所有城市居民对自身生活的统一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福州、上海、北京、成都、南京和珠海，人口结构、产业类型、收入水平和居住成本并不相同。

即使它们都被划入“中国城市”，人们在当地获得的生活体验也可能完全不同。

对于希望在中国选择长期居住地的人来说，整体排名的参考价值，仍然需要与当地具体的住房、就业、教育和医疗条件结合起来。

中东城市为何突然失分？

今年榜单变化最剧烈的，并不是欧洲或亚洲城市。

而是中东。

过去十多年，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和马斯喀特等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商业和跨国人才流动的重要目的地。

它们凭借国际机场、现代住宅、购物中心、国际学校和税收制度，吸引了大量外国专业人士。

对于部分跨国企业员工，这些城市曾经提供了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条件。

但2026年，地区战争改变了风险判断。

根据EIU在5月进行的调查，伊朗战争及其外溢影响显著削弱了海湾地区城市的稳定评分。

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下降14位，排名第123。

科威特城下降12位，排名第105。

卡塔尔首都多哈下降七位，排名第108。

迪拜与阿布扎比则分别下降四位，位列第79和第76。

2026年部分海湾城市排名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迪拜的商业设施并没有因为排名下降而突然消失。

机场还在，学校还在，酒店、住宅和商场也仍然存在。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安全预期。

对于居民来说，一座城市是否宜居，不只取决于它今天拥有什么。

还取决于明天可能发生什么。

如果军事冲突造成航班中断、能源和物价波动，或者增加人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再完善的商业设施也未必能够完全抵消这种不确定性。

今年，EIU评估的中东和北非城市平均得分下降至61.2分，较上年减少约1分。

全球各城市在稳定类别的平均分也下降了0.5分。

一场战争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战场本身。

它会影响就业选择、旅游和投资决策，以及外籍家庭是否愿意继续长期居住。

这也是为什么宜居指数不仅是一份生活方式榜单，同时反映全球政治风险的变化。

大马士革连续垫底

在榜单另一端，城市的处境截然不同。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31.6分排名最后。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40.9分倒数第二。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巴基斯坦卡拉奇、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和尼日利亚拉各斯，也位列倒数十名。

在这十座城市中，战争、政治动荡、贫困和公共基础设施薄弱，是反复出现的因素。

乌克兰首都基辅继续受到战争影响，排名第166。

伊朗首都德黑兰则因今年的战争进入倒数十名，排名第164。

大马士革虽然仍然垫底，但EIU也发现，自2024年末叙利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当地医疗类别的评分有所改善。

这说明即使一座城市仍然面临严重困难，某些公共服务也可能出现局部进步。

但把这些城市称为“世界最差城市”，显然过于简单。

大马士革是一座拥有漫长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

基辅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化、教育与公共生活。

城市的文化价值，与当前居民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并不是一回事。

排名靠后，并不说明居民缺乏生活能力，也不意味着当地没有值得珍惜的生活方式。

它反映的是，在这套指标中，战争风险、医疗服务、教育和基础设施所构成的生活条件受到严重限制。

对这些城市来说，最重要的改善可能不是兴建一座新商场，也不是争取更多旅游推广。

而是停止战争、恢复安全，重建供水、电力、医院和学校。

当居民能够重新拥有稳定的日常生活，宜居程度才可能真正提高。

纽约上升到第66名

纽约是2026年排名改善较明显的美国城市之一。

它上升三位，达到全球第66名。

整体宜居得分提高了1.2分。

EIU将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社会稳定类别的改善，尤其是近年来犯罪率下降，以及评估中恐怖主义风险的变化。

但纽约在美国受评城市中仍然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

美国排名最高的城市是檀香山，位列第25名。

对于熟悉纽约的人来说，第66名可能显得难以理解。

这座城市拥有世界级博物馆、大学、医院、金融机构、媒体与文化产业。

它也是无数移民追寻职业机会的目的地。

但这些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高昂的生活成本、公共交通问题、住房压力和其他城市管理挑战。

EIU的榜单也没有专门奖励一座城市能够为创业者或艺术家提供多少职业机会。

因此，纽约可能在全球商业、文化和人才吸引力方面表现极其出色，却没有在宜居指数中获得相称名次。

这再次说明，不同城市排名衡量的是不同东西。

一座适合创业的城市，未必是最适合退休的城市。

一座适合抚养孩子的城市，也未必能够为刚毕业的年轻人提供最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宜居，不能只问“这座城市有多好”，还需要问“它对谁而言更好”。

一份榜单的隐藏前提

看到这里，有必要回到EIU这份排名的设计初衷。

全球宜居指数并不是一项面向全球所有居民进行的幸福感民意调查。

它原本主要服务于跨国企业和人力资源部门，帮助企业评估将员工派驻到不同城市时的生活条件，并制定相应的艰苦地区津贴。

这决定了它衡量宜居性的方式。

EIU采用30多项定性与定量指标，分为五大类别。

EIU如何计算一座城市的宜居分数？

这套体系有明显的价值。

它能够较为系统地比较不同城市的公共设施、安全风险和基本生活条件。

对于需要派遣员工到海外工作的公司，这些信息尤其重要。

但它也存在边界。

一个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可能由雇主承担住房、医疗保险和子女国际学校费用。

而一名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的本地普通雇员，可能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支付全部开销。

两者即使享受同样的道路和医院基础设施，也可能面对完全不同的经济压力。

这份指数也没有直接把收入分配、当地家庭实际购买力、移民身份带来的福利资格差异，全部纳入独立且全面的评价。

它的部分指标涉及住房可获得性，却不能取代完整的住房负担能力研究。

城市里的政治自由、社会限制和腐败程度受到一定评价，但这些指标也不等同于每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因此，把这份榜单用于海外派驻风险评估，是一种用途。

用它决定普通家庭应该移居哪座城市，则需要更多资料。

它不是一张能够替所有人作出生活选择的全球地图。

2026年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第一名

今年的全球宜居指数，有一组值得仔细观察的数据。

173座城市的平均得分为76.1分，与2025年持平。

如果只看这一数字，似乎全球城市的整体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变化。

但把不同类别分开看，会发现两种方向相反的趋势。

全球稳定类别平均下降0.5分。

医疗类别则平均提高0.7分。

西欧仍然是全球宜居程度最高的地区，区域平均得分为91.7分。

亚洲城市的平均得分上升0.3分，达到73.9分，是改善最明显的地区。

中东和北非则因战争及相关风险承受较大损失。

这组数字说明，世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在同步进步或同步退步。

有些城市通过投资医疗和基础设施，让居民获得更好的服务。

另一些城市即使拥有现代化建筑和相对充裕的财富，也可能因为安全环境恶化而失去原有优势。

公共设施的改善通常需要多年投入。

但战争和政治动荡，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改变城市的生活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治理不能只追求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数量。

社会稳定、公共信任和长期风险管理，同样会决定一座城市能否持续吸引居民和企业。

一座真正宜居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宜居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分数。

它可能意味着每天能够在合理时间内到达工作地点。

孩子可以安全上学，不必让父母长期担心交通危险。

生病时能够找到医生，而不是为医疗费用和等待时间陷入焦虑。

努力工作之后，仍然有能力支付房租、购买食物，偶尔与家人外出。

城市里有可以散步的公园，也有在困难时能够提供支持的公共服务。

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条件，往往比摩天大楼的高度更加直接地影响人的生活。

哥本哈根和维也纳之所以取得高分，是因为它们长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城市服务体系。

但对于全球其他城市，答案不一定是复制北欧的自行车道，或者照搬维也纳的住房制度。

每座城市都有不同的气候、经济条件、人口结构和发展历史。

一座热带城市需要优先解决的，可能是高温、洪涝和基础卫生设施。

一座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可能更需要无障碍交通、社区医疗和养老服务。

而一座受到战争破坏的城市，最急迫的需求甚至只是让居民每天能够安全回家。

因此，真正的城市进步，不一定表现为排名提高了多少位。

有时候，它表现为一条新开通的公交线路，减少了居民每天一个小时的通勤。

有时候，是一座社区诊所，让老人不必为常见疾病跨越半座城市。

还有时候，只是一个孩子终于能够不受战争威胁地走进教室。

《经济学人》的2026年全球宜居榜单，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

但它真正值得记住的地方，或许不是哥本哈根第一、维也纳第二，也不是哪座城市又上升了几位。

而是它提醒我们，城市的繁荣与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一座城市最了不起的成就，也许不是让全世界都惊叹它有多么富有，而是让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能够安心地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